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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在《新智囊》杂志开辟专栏了——商海王道,财经记者世俗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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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新智囊》的冯总,如是就有了下面老板的专栏。记得在上次人代会期间专访的时候,我发现所有在场的记者中只有冯总认认真真地从头记到尾,当时心里感觉就是,他是个做事的人,也是个真正做中国式管理研究的人!

后来和吴经理拜读到冯总那篇《古井贡,大难不死的背后》,直觉此人是个大家,是个儒雅之士,当然也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

有时感觉到中国财经媒体界,应该多一批像冯总这样的人,在安徽就有周兄这么一两个人,采访与报道不那么时、利,追求的新闻背后的真实,和一份肩上的责任。。。。

财经记者,肩负着深层次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与未来的责任,世俗干不来,流氓更干不来!!!

 

企业家就是天生妥协主义者

                                     王效金

编者按:自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一直在曲折中奋进,这其间可谓浮者自浮、沉者自沉,在这波浪滔天的商海中有王道,有霸道,有黑道,有白道,也有邪门歪道。古井集团董事长王效金乃全国知名的企业家,投身商海近30年,受地域文化影响,有强烈的徽商情节,一心想成为一代名贾,其人性格直率,喜舞文弄墨,好语出惊人,虽身为企业掌门,却也著述等身,于企业经营管理多阐幽发微之见、切中要害之论,《新智囊》特邀王效金先生纵论“商海王道”——王效金眼中的商海、商海中的王者之道。

 

我们曾经呼唤中国需要企业家,抱怨中国企业家太少。但是中国真正缺乏的是什么?是造就企业家的土壤和机制。而责任与利益是这个机制的关键。什么叫企业家?说到底,企业家首先就是创造盈利的人,追求利润最大化,他把企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把盈利看得高于一切,这就是企业家。第二,是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不断地扩大社会就业机会,提供就业岗位。第三,从本质上讲是天生的妥协主义者。企业家不是知识分子,不是那种高喊为真理而奋斗的人,企业家也不是敢于向权势作斗争的人。要知道,企业家为了完成对资源的配置,干好企业,就必须是个天生的妥协主义者。
    其实,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是两种无法兼容的社会角色,两者只能得其一。在宽泛的语义中,知识分子是一种理念,是一种角色。“是流浪者,是边缘人,是业余者,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有文化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对任何一个企业家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事业比他经营的企业更重要,也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比他创造的盈利更有成就感。很难把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而企业却濒临破产的企业家称为卓越的商人。你再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企业没有经营好,你就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本质上也就不是一个企业家。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强调的是反抗精神,而企业家是天生的妥协主义者,为了企业的生存,他必须妥协。知识分子以真理的追求为惟一目标,而企业家是资源的配置者;知识分子讲原则求真理是最大的利益,而企业家把企业利润和发展看得最重要,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进一步延伸来看,我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儒商,我历来是反对儒商这一说法的。当你作为商人成功了,偏偏要给自己贴个标签说,“我可不是一般的商人,我是个有文化的商”,连本人都看不起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像这样的自轻自贱、妄自菲薄,能经好商吗?!看看中国,在哪个时期出现过真正的儒商﹖没有!我们现在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明明是一个好的企业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卓越的企业家,但是偏偏要以知识分子自居,从而把自己的位置搞错了。”

 如果我过去在这个行走的路上可能走的不扎实,甚至走的有错误,我希望后来的、年轻的朋友们,他们不要再犯这个错误了。我们这些企业家应该不为现实的困境和流言所屈服,不要在任何大师面前胆怯,依然要直抒胸臆:商人就是商人,要为“我是商人”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我为社会做了巨大的贡献,我甚至在改造这个社会,千万不要用知识分子的情愫去改造周围的环境!

当今一些企业家,特别是小有成绩的企业家总希望把自己标榜为道德高尚、敬业奉献的人,总是以个人的价值取向、道德情操为标准来衡量事与人,总把个人的精神境界、喜怒哀乐和行为准则来替代市场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那么一个以企业家作为自己终身职业的企业领导者,又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一个企业家,若是这样做了,从表层看,他确实是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但是殊不知在他的操作中恰恰是个人破坏了制度的建设,贻害无穷。我认为,我国企业里的一些制度为什么执行不好,就是因为企业领导者总想用道德的力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求得大家的理解,求得大家的支持,其结果是都做了制度的破坏者。企业领导者提出的许多好的制度为什么到最后执行不好,不怪人家,其实都怪自己。如古井在历史上的一些做法,包括我自己都成了制度的破坏者,都想用个人高尚的道德来影响他人,用高尚的道德来规范他人,其结果我们影响和规范了什么?我们影响和规范的都是给古井平均主义罩上了一个又一个光环,加了一个又一个砝码,导致到最后古井都是平均主义。”

譬如薪酬问题,该你拿的你为什么不拿?一到年底算工资,说王总你应该拿几十万,我说这个不能拿,拿了没办法弄平衡。这个均衡问题掌握不了,都不愿意拿这个钱。后来有人跟我谈这个事,特别是一些新闻界的朋友说,王总,你现在拿的钱是不是太少了?我说你看我可能值多少钱,我用非常高尚的语言说,我王效金看我自己只值二十万。我拿二十万心安理得,我总是用这句话来调侃自己。

拿了,你恰恰是维持了这种制度、这种秩序,是向平均主义的宣战,有利于打破古井的平均主义导致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你不拿,你就恰恰破坏了这种制度和秩序。拿与不拿,它实际上是对一种理念的信仰、追求和实践,那是你的自由,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去装腰包,你也可以去当慈善家,你也可以去济贫扶残。而我们都没有做好这一点,我们都没有用一种新的价值观来要求我们自己,我们在市场残酷的操纵中间往往都是含情脉脉,我们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需要扬弃、需要抛弃的这些糟粕的影响。
    
所以,在我们的传统国有企业再造中,我们的制度再造、企业再造和文化再造就是要诞生新制度、新秩序,诞生新思维、新文化。对这些,企业领导者不仅是倡导者,还是组织者,更主要的还是实践者,要从自身实践做起,才能冲破陈规、才能冲破牢笼,不要以个人的道德来替代制度!

 

后记:

我是不太喜欢开专栏的。除了资历、学识方面的原因外,主要是不愿意板着面孔当“教师爷”,一本正经地告诉读者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差的。我宁愿相信读者的任何反映,都是有价值的、正确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冯宗智先生和《新智囊》杂志,通过几次交往,感觉出他们的团队是一群有着新闻理想和事业追求的人,故此为之破例。

20年的企业经营实践让我懂得:在中国,企业家是苦行僧,是布道者,而不是救世主。他要完成布道、修行的使命,就必须具有超出常人的自律精神,就必须具有强烈的终极关怀和献身精神——为国家服务的精神,为员工服务的精神,为顾客服务的精神,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也为自己负责的精神。

一位真正的企业家,他的心灵深处是日夜都在痛苦之中。这种痛苦,来自于对企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来自于对事业永不失望的人生追求;这种痛苦,来自于老老实实做人的人生观,来自于实实在在做事的价值观;这种痛苦,来自于永远要保持一颗平常心的自我调整,来自于永远要做一个平常人的自我校正。?

我,是一直推崇管理无定式,管理无模式的人。我们企业所遵循的立场,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满足于市场需求。各种管理,各个企业,各个市场,都有它们的现实基础,都应走出自己的路。合适就是战略,实效就是成功!这里,我惴惴地提起笔,一吐一个商海浪尖上的踏浪者用心淘过的真言,愿与有志于振兴中国经济的同仁志士共勉。


3 条评论

  1. 正如fengfei先生而言,财经报道含金量很高,里面有家庭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企业管理学,这里有包含着人性与人本管理的部分,如果过于时利,那不仅祸害到别人,也耽误了自己的前程。我认为,做记者出名成大器,并不是需要报料杀人(尤其是杀好人、普通人的新闻)新闻而出道。当然对揭黑的记者,对他们我表示尊敬!

    周兄,就是祥新老哥,这几年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原则,有选择性地做着负责任有影响的报道!

    当然,安徽还有几位,总体看来,安徽财经报道由于地域关系,稍稍少。而宁波帮这个杂志就反映出当地商会与企业商人的精神。

  2.  

    正如这位先生而言,财经报道含金量很高,里面有家庭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企业管理学,这里有包含着人性与人本管理的部分,如果过于时利,那不仅祸害到别人,也耽误了自己的前程。我认为,做记者出名成大器,并不是需要报料杀人(尤其是杀好人、普通人的新闻)新闻而出道。当然对揭黑的记者,对他们我表示尊敬!

    周兄,就是祥新老哥,这几年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原则,有选择性地做着负责任有影响的报道!

    当然,安徽还有几位,总体看来,安徽财经报道由于地域关系,稍稍少。而宁波帮这个杂志就反映出当地商会与企业商人的精神。

     

     

    在下也算是做财经出身的

    现在仍然认为财经稿是含金量最高的一类稿子....

    兄台言中的周兄,不知是"周祥星"兄否?

    当年我与他共事,可惜,他坚持下来了,我没有...

     


    以下为blog主人的回复:

     

  3. 请问:安徽师范大学06年自考本科论文答辩有哪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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