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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眼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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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闭上左眼,我几乎是个瞎子。

        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上下楼梯,总觉得平衡性不好,容易踏空栽倒。别人喜欢的体育运动,我却经常弄伤自己。打羽毛球,我总是无法准确地接到空中迎面飞来的那团白色。

        上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时,我去了几次上海。父亲是个医生,非常担心我的视力,带我去上海看当时最好的眼科医生。

        我很开心出门一趟。大上海灯红酒绿,到处有卖白球鞋,小孩子可以喝汽水,叔叔们都很阔气,阿姨们身段美妙,在我看来就是个天堂了。

        但在上海与亲戚家的姐妹合影时,我会自觉地往旁边站。习惯了大人们有些紧张地围在相机边上指挥我:这里这里!对!朝这边看一点!直到我的眼神出现在镜头里合适的位置。

        去了几次,医生很肯定的告诉我爸爸:你闺女的右眼是先天性视网膜发育不良,没办法治,年龄大一点会慢慢好一点。你们回去吧。

        我成绩很好,一直是个骄傲的女孩儿。直到初中毕业那么些年,在学校我最害怕的就是体检。测视力的时候,我总是磨磨蹭蹭,最后一个才去,希望自己变隐形才好。

        我总是先举起黑勺子,慢腾腾地捂住右眼。我满心祈祷时间能够停止不动。看完了左眼,放下,再把手举起来,缓慢地挪到左眼上。内心里的绝望也一点点增加。我看不清医生的脸和手势,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不耐烦,发现我的手在空中胡乱指示方向时,他们会有小小诧异,但又很快恢复平静和冷漠,喝令我:好了,你可以走了。下一个!

        很快男生们都知道了,他们的班长有一只眼睛看不见。每当我记他们的名字,收他们的作业,他们就在黑板边上写“今日值班:独眼龙”。六年级的一天,我终于愤怒地和其中一个男孩打了一架,我的书包摔烂了,整个人从楼梯上滚下去。但从此再也没人敢取笑我。

        到了初中以后,我性格变得非常倔强。我不再试图掩饰自己的缺陷,转而认为,我就是我,残缺的我也是我,你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吧。检查视力的时候,径直用手盖住右眼,快速报出E字的方向,放下手,大声说:右眼看不见。医生们总是被我的直率吓一跳,追问一句:一点都看不见吗?我便用早已准备好的句子千篇一律的回答:最上面那个也看不见。于是他们便放过了我。

        偶尔遇到慈眉善目的医生,会多问一句:右眼受过伤吗?我答:是天生的。也便罢了。只有一次,一个皮肤白皙的女护士按住我的眼周,用灯照着看了半天。她的眼睛非常好看。

        但是我完好的左眼,初中时也开始模糊,近视使得眼球逐渐凸出变形。父母经常忧心忡忡地叫我注意用眼,但是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在45中,四只眼的孩子比两只眼的多多了。

        我依然不喜欢爬楼梯。依然会摔一些莫名其妙的跤。依然学不会打球。我是班上唯一喜欢跑步的女孩子,因为看跑道只要一个眼睛就够了。

        有时候我试图了解自己眼里的世界和别人究竟有多少不同。为此我问过许多傻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朋友们闭上自己的一只眼睛,很肯定地告诉我,他们看到的和双眼看到的一模一样。

        但我知道这还是不一样。由于左右视力相差太大,瞳距无法测量,我去配近视眼镜时,师傅总是面露难色。随着年龄增长,我的右眼慢慢能看见更多光亮,一点点影子和轮廓,但是定睛时的斜视一点儿也没有好转。在我开始学会打扮的年纪,我依然很恐惧照相这件事。

        高中的时候,有个人告诉我,先天性视网膜发育问题是因为母体营养不全。他随后又告诉我,99%的这种病,都是双目失明——像我这样,还有一只眼睛是完好的,属于非常罕见的个例。

        我不愿意去想,我的母亲究竟缺少了什么营养,导致我天生残缺。我更愿意认为,自己原本是个注定失明的孩子,但是上帝怜悯我,额外赐予我一线光明。上帝让我看见了这个世界,如果我看的不够认真,不够美丽,也许他会收回这份珍贵的馈赠。

        大学入学体检时,比过去数次体检都认真的多。老医生仔仔细细照我的右眼看了半天,最后很肯定的说:你这不但是天生的,后天也受过伤。

        我迷惑不已。这成了我人生中最大的一桩谜案。反复回忆,只有小学时,曾被调皮的男生用雪球砸中过一次。我追问医生:以后还能好吗?医生看着我犹豫一会儿:恐怕……不行了。

        上海医生预言的自我恢复,或许就被一只小小的硬硬的雪球砸断了。但这对我并没有影响。我甚至庆幸自己的右眼生来就看不见,如果我原本是正常人,却被雪球砸坏了右眼,我的家庭起码有几年不得安生。

        大二有一次机会,站在全校的舞台上主持晚会。我忽然很胆怯。那时我已经与眼镜为伍多年,是学校的活跃分子。躲在镜片后,没有人发觉我的异常。但在强光照射的舞台上,一点小小的缺陷都会被放大。我不想自己再次被别人嘲笑。

        找各种理由推辞。最后老师帮我找来另一位师姐助阵。大二的我,大三的一位男主持,大四的学姐,组成主持阵容。老师责怪我:你不要再推辞了,等学姐毕业,学生会活动还是要用你的,没点主持经验怎么行。

        和师姐去试衣服。她只要一件咖色小礼服,便出落如天鹅般美丽。我穿上苹果绿的蓬蓬大礼裙,造型师给我戴上沉重的项链、假发和头饰,我感到自己的身躯被压缩成扁扁的一块。我又黑又丑,连双眼正视着镜头都做不到。

        上台的时候,我居然没有紧张。熟悉的礼堂,曾是我的社员们多次活动的地方,但我却是第一次,正式、端庄地站在那里。黑压压的人群望着我们,我不知道自己该看向哪里。我没有皮鞋,12月的江西很冷,又下着雨,我在大裙子里面穿上几层棉毛裤,还有沉重却保暖的旅游鞋。嘲杂的音乐让我眼睛发昏,不,是让我的左眼发昏。

        1个月后我拿到自己在台上的照片。空阔的舞台上,刺眼的灯光下,主持人都像木偶一般笑着。远远的取景让我的眼睛只是一对黑点——我终于放下心来。同台的师兄留言给我:虽然上了厚厚的妆,端详一下,这个姑娘还是满好看的。师姐特意给老师打电话:今年元旦晚会,还可以让她试一下。

        忽然有许多人认识了我。朋友夸张的笑说:这么有名,以后出去要把你保护好。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真正的欢喜,就像齐天大圣终于卸下了金箍咒,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我也可以自信的面对镜头了。

        照毕业照的时候,我依然提前看好了角度,稍稍侧脸,微微翘起右边的眉毛,这样能让我的目光聚焦趋于正常。在报社楼上楼下奔波的时候,我总是低头注视脚下——学会低头走路是个好习惯,但有时也会因此撞到了头。

        进入报社后第二年,我再次有机会主持活动。在同事面前,我比在学校多了一点紧张,但不再自卑和羞怯。我相信自己是美的,即便不够美,也与我的眼睛无关。我开始大声表演,说一些调侃的话。我学会了与男主持一唱一和,互相配合。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我确信自己强大美好、值得被爱,即便我这一生都只能透过一只眼睛看世界。

        有人说残疾的人更接近善良,因为他们比健全人更早了解生命的真相。怀孕的时候,我补充营养,加强运动,甚至坚持从报社晒着烈日步行回家,同时也拼命工作,努力去做善良的事情。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要向命运做额外的乞讨。

        值得欣慰的是,儿子的眼睛没有一点瑕疵。每天晚上我勒令他:金鹿鸣,闭上眼睛乖乖睡觉!他调皮地双手一捂,小牙却露出来,咯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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