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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缘一面:送季羡林先生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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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缘一面:送季羡林先生远行

文 胡洪侠

 

一,去见季老那天我是“山东人”

  季羡林先生来过圳很多次。前五次什么时间来,为什么来,我无从得知,第六次再来,是199811月底。当时我在主编《深圳商报》创刊不久的“深圳周末”,1130日早上突然接到朋友张之先的电话,说是季老来了,“你要不要专访?要的话,赶快起床,马上就走。”

  许多名人,见面不如不见,读他们的书就够了,见面一聊往往大失所望,甚至失掉读他们的书的兴趣。但是季老不同,我非常想见。他的学问无边,我则对他的学问基本上一无所知,可是那年他新出了《牛棚杂忆》,我认真读了,感慨万端,且疑窦丛生,因为书中颇多“隐语”,我很想当面求证一番。当时季先生已经从书斋走入公众领域,位似高山,名比星辰,我要去见他,并非研磨学问,不是无事闲聊,也算不上是执行采访任务:我只是去表达敬意,去“高山仰止”,顺便略叙“乡情”。季老是山东临清人,距我出生的村子不过数十公里。我那个村子位于冀鲁交界处,在运河西边。历史上运河两岸行政区划变动不居,我无可奈何只好跟着时代一会儿是山东人,一会儿是河北人。既然去见季老,那天我就成了山东人了。

  我紧急在书房东翻西找,搜出几种季先生的书,想着让他签名。接我的车已到楼下,一时也找不齐了,只带去了五种:《牛棚杂忆》(中央党校版,1998),《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版,1993),《季羡林序跋选》(四川人民版,1991),《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95),《季羡林散文集》(北京大学版,1986)。后来才发现,我很喜欢的那本《留德十年》竟然给遗漏了。

  

  二,写书的目的不是要求别人赔礼道歉

  2009711日中午,凤凰卫视播出了季羡林先生逝世的消息,我一时楞在饭桌旁,好一会儿未动筷子。难说悲痛,只是惊呆。饭后除紧急安排特辑采访外,到处翻查十一年前我写的那篇专访稿,一直到晚上才找到。这篇稿子帮我回忆起十一年前在观澜酒店拜见季老时的情景:  

  19981130日上午,在深圳见到季老。其实你能够在千万人中一眼认出这位已经88岁高龄的一代宗师:他好像永远穿着那款不再时兴的蓝色中山装,这几乎成了文化大师的识别符号。与此相联,季老在学术上也绝不“随俗”,他不当“学术明星”,不追“知识时尚”,他的学问和如今正高速运转的“学术工业”关系不大。季老说,他现在做学问,写文章,不求名利,只图能让自己心里平静。……季老学问涉猎广泛,尤其在印度学、中印文化交流及中国传统文化等领域卓有建树,为当世所重。很难说季老是什么家,他自己说他是个“杂家”。

   季老端坐在那里,平静、厚实得如同一山秋色。老人望九高龄,须发皆白,但思路清晰,反应敏锐;目光幽远,语调沉着;待人谦和,令人既亲且敬。在北京家中会客,他执意送客到大门口;来到深圳,离大门口太远了,我们告别时,他也非坚持送到宾馆的楼道口不可。

  现在想当时的情景,似乎也只有一点可以补充:正式采访之前,我把自己带去的季老的书摆在茶几上,请他老人家一一为我签名。他很高兴,指着北大版的《季羡林散文集》说:“这本书都出版了好多年,不好找了,你都有,谢谢谢谢。”我老实交代说:“这本书是我借的别人的,一直没还,您看还有别人的藏书章呢。您给我这么一签名,这书就归我了。”大家都笑了,季老笑得尤其开心。旁边的李老师说:“您的书他还都读了呢,您看书里还夹了小纸条。”我连忙否认:“没有没有,就回忆文革那本读得仔细些。”《牛棚杂忆》里书里确实夹了不少小纸条,因为当时我正在写一篇和此书有关的书话。那天的专访中我们也几次提到这本书。

  胡:现在说一说您的那本《牛棚杂忆》。您在书中说您有两个期待:一是期待有人把自己在“文革”中亲身受的灾难写出来,一是期待当时的打砸抢分子也能把自己当年的心理状态和折磨人的过程写出来。您一直提倡大家真诚地面对“文革”,但您在书中却故意隐去了许多人的名字,甚至连“造反派”头头的名字也不点明,我想以后可能会有人再考证您到底说的是谁。

   季:已经有人要替我做注了。

   胡:是啊,我当时读您的书时就想:季老为什么还是故意隐去许多人的姓名呢?让大家都知道谁做了什么不是更好?

   季:原因很简单。这些人现在就在我周围,我天天和他们共事。我只把事情点出来,他们可以去对号入座。书出版后,有人来找我赔礼道歉,我说一概用不着,我写书的目的决不是要求别人道歉赔礼。我只是想,这么一场空前的灾难,应该让后人记住。你看像你这个年龄对“文革”都不太懂,比你更年轻的人怎么办?现在我这本《牛棚杂忆》,给年轻人看,他们不信。但我受的罪还不是最高的,只是中不溜的。我起码没坐监狱。

  

  三,到2050年就可以看出来了

  这两天,新老媒体上悼念季羡林先生的消息、文章和专题可谓铺天盖地,我刚刚又读了几篇,觉得有段文字可谓“知人之论”。文章说,季先生最近20年之为公众所关注,一个是他的散文使得他能够与公众对话,另外就是他在过去20年间对人类文化有些大判断,这些大的判断包括一些日后被大家误解和批评的东西。……他有很多的论述是一个老人一辈子的想法,可能再过50年才会被大家理解。

  那次专访,季老和我也谈到了所谓“大的判断”。我把几段对话录在这里,为人们研习季羡林先生晚年的文化理念提供一个十一年前的现场文本:

  胡:季老,您在许多场合都讲过一个观点,说“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我本人当然乐意看到您的这一预测成为现实,但我对此似乎没有多大信心,也就是说,我不太相信这一点。您能否再讲一下,您的这一观点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季:我确实多次讲过这观点。原因是我认为,世界文化,就是东西两大体系,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是分析,东方是综合,世界再没有第三个体系。我们现在讲的科学,就是以西方模式为基础的。科学发展到现在,产生了很多的弊端,比如环境污染、淡水资源匮乏、新疾病的产生等等,这一系列的弊端,如果有任何一个我们克服不了,人类就无法生存,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在全世界都在喊环保,因为不“保”不行了。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福利,这不能不承认,但确实也带来了很多弊端……

   胡:您认为这些弊端西方文化本身解决不了?

   季:它解决不了,而且越来越厉害。

   胡:那我们东方文化怎么去解决呢?

   季:综合嘛!但要具体地说解决方法,我也说不出来,因为还不到时候。我估计到2050年就可以看出来了。我这些想法,赞成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不少。清华大学有位教授,是研究音韵学的,这门学问靠的是分析。有次他对我说:“再分析下去,就研究不下去了;后来换了综合的方法试了试,还真有收获。”这是我第一个听说,在实际工作中用综合的模式来代替分析的模式,而且有收获。音韵学不过是个小领域,我所说的“综合”包括一切方面。

   胡:我想,东方文化应该首先拿出解决当今弊端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尤其是最好能在中国率先实现,这样,才可能有一个中国文化的世纪。

   季:我们也不一定自己先实验,如果别的国家赞成我的想法,它也可以做嘛!

  胡:季老,我还听到一个说法,说是21世纪要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那到底是要复兴什么呢?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复兴古希腊时代的人文精神,那我们呢?是复兴西汉还是盛唐?到底复兴什么呢?

   季:复兴以综合思维模式为基础的东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汉唐文化在当时世界上是先进的,那时不是“西化”,而是“东化”。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走到了极端,物极必反,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会复兴。实际怎么做,我还说不出来。

   胡:英国有个艺术史家,叫贡布里希,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每一个文化的伟大代表,都应该写出一段类似宗教信经一类的简短文字,概述自己文化的脉胳,使普通民众很容易接受。他自己就给西方文明写了一段信经式的文字,用几百字,从古希腊写到今天。季老,您能不能就本世纪中国文化的走向说几句话,让一般读者看到这几句话就对本世纪中国文化有个大概的了解?

   季:20世纪中国文化,是丢掉自己文化的文化。许多人提倡“西化”,但谁也没想到“西化”这条路也有尽头,也有走不过去的时候。其实,概述东方或西方文化,用不了几百字,二十几个字就够了:西方以分析思维模式为基础,东方以综合思维模式为基础。这就够了。

  

  四,他心目中的“时代”  

  刚刚过去的711日是一个“文化国殇”日,一天之内竟然走了两位大师,季羡林和任继愈。报纸上的标题多用“痛失两大师”、“两泰斗陨落”字眼,这很可以代表人们这几天的心情。

  制作悼念特辑时,我对编辑们说:走一个大师,大家就说“一个时代结束了”,这几年也不知结束了多少个“时代”,这一次不许再说这样莫名其妙的话。

  其实,别人非要这么说,我们也不能硬性删去。只是我不明白,尤其是对季先生而言,哪一个才是“他的时代”呢?他一生经历过好几个“时代”,有的确实已经过去了;有的看起来是过去了,其实未必;有的则疑似存在过,而是否真的已经开始仍成疑问。可以断定的是,他心中是有一个时代的,他坚信这个时代会到来,哪怕是在50年以后。这个时代就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时代里,从此没有了季羡林。季老,一路走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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