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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盖新闻评述10.11——许鞍华被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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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国庆期间,香港著名女导演许鞍华来武汉为其新作《黄金时代》取景,不料在汉正街附近,放在车内的手提包却被小偷偷走,包内有两张银行卡、两部手机、《黄金时代》剧本、21000元人民币、200元港币及许鞍华的港澳通行证等相关证件。

案发后,许鞍华拨打110报警。武汉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赵飞亲自过问此案,成立了由刑侦局具体负责,刑侦支队,硚口、江岸分局参加的专案组,迅速全面铺开了侦查工作。经过5天周密侦查,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并将许鞍华丢失的提包找回。

许鞍华被盗案迅速告破,引发坊间热议,“名人享受特殊安保、普通民众有案无人问” 的质疑声此起彼伏。是什么将武汉公安置于如此尴尬的境地?名人特殊保护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分析评论]

一、武汉公安的优良传统

许鞍华被盗案经媒体披露之后,许多人立即会想到另一个人的名字:河源启一郎。今年220日,这位名叫河源启一郎的日本人,为了实现他骑自行车环游世界的愿望来到武汉,他怎么也没料到,那辆跟着他环游世界十几个国家的自行车就在武汉丢了。丢车的经过很简单,估计很多中国人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河源启一郎和朋友一起到武昌沙湖附近的汉街游玩。因汉街为步行街,自行车不能入内,河源启一郎将他的自行车交给门口的看车人看管,看车人要求他们晚8点下班前来取车,但河源忘记了时间,晚上8点半来取车时,这辆自行车已不见了踪影。但河源的第一反应与大多数国人不同:他在第一时间内报警了。于是令许多国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三天之后,武汉警方就把他的宝贝自行车找到,并亲手交给了他。

许鞍华丢包,河源启一郎丢自行车,这两件事看似偶然都发生在武汉,都引起了民众的巨大争议,大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如果丢东西的是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他有没有可能享受到许鞍华和河源启一郎的待遇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以有网友用讽刺的口吻说:服务于名人,服务于外国人,是武汉公安的“优良传统”。

要我说,这两个“服务于”应该不是武汉公安的“优良传统”,而是许多公共服务部门的“共识”,类似的事情这几年间其实是屡见不鲜的,08年的时候,大连有一个事件也是闹得沸沸扬扬:为了帮助七名日本乘客赶飞机,齐齐哈尔驶往大连方向的2220次列车临时停车一分钟让日本乘客下车,随后,还用警车专门护送七名日本乘客赶往机场,这件事真是让我们这些早已习惯于航班和火车晚点的中国人无法接受。

这几件事情被媒体披露的过程也都具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当事者将这一事件当作成绩来进行宣扬,却得到了老百姓的痛批。可见在事情处理的过程中,当事者武汉公安局和大连列车段压根没有想到事情会朝着反方向发展,他们确实是本着“服务于名人、服务于外国人”的精神去做事的,而且他们认为这是在做好事。我觉得这才是这类事情最大的悲哀。

 

二、上海法院的一次例外

当然也有例外。例外发生在2002年的上海。当事人是当时中国的头号球星范志毅。

足球迷都知道,2002年举办的韩日世界杯是中国男足唯一一次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当时的主教练米卢,以及范志毅、郝海东这一批球员正是红得发紫的时候——不象现在的足球运动员这般臭不可闻。这个时间有家上海媒体冒出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东方体育日报》开始对中国足坛的赌球假球现象进行跟踪调查,在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名道姓地称“范志毅涉嫌赌球”。我觉得我们都应当向这家报纸致以最高的敬意:它是国内最早,也是在中国足球最红的时候同时也是最烂的时候,及时发出这样的警示,其勇气与专业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只可惜当时他们的举动不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且还为自己带来了一场官司:我们的范大将军一纸诉状,将这家报纸告上法庭,要求这家报纸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五万元。

在当时那种社会背景之下,几乎所有人都认定《东方体育日报》必败无疑,理由很简单:一,当时的范志毅们简直就是民族英雄一样的人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二,之前几乎所有类似判决,没有判决名人败诉的。但是上海静安区法院的判决让所有人大跌眼镜:2002年12月,上海静安区法院对本案做出一审判决:对范志毅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这是十多年来因体育新闻引发的官司中媒体少有的胜诉。判决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即使范志毅认为报道指名道姓有损其名誉,但在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作为公众人物的范志毅,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

这就是西方法律界和媒体圈普遍遵循一个定律:名人无隐私。这一定律在中国司法界正式走到台前,就是始于上海静安区法院的这一纸判决。所以说上海静安区法院的这个判决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法院对新闻规律的理解,对于法律精神的尊重,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深入思索。

三、名人无隐私

这个定律告诉我们:在法律面前,名人,不仅不应当享受超出普通人的任何待遇,反而应当比普通人受到更多的约束。说白了就是名人必须得“夹起尾巴做人”。你看现在美国在搞大选,两党互相攻击,支持者制作出许多搞笑的视频到处传播,目前最火的是罗姆尼支持者给奥巴马制作一段山寨版的《江南style》,视频里的美国现任总统形象简直就是一个跳梁小丑,这段视频出来后火得不得了,我想奥巴马同学应当也已经看了,可是看了也就看了,他绝对不敢去控告对方侵犯名誉权,就因为这么一个名人定律已经成为了美国司法界的铁律,没有人敢去触碰。

而在当今中国,现在的事态与2002年也有了很大的不同,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名人们的隐私更加赤裸裸地显露在公众面前,网络监督成为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一种监督方式,也成为达官政要们最为头疼的一种监督方式。一包香烟、一块手表都可能引发的一起贪腐大案,我觉得虽然这种监督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这多少也代表了一种时代的进步吧。

总之,名人无隐私,其实并不只是一个关于隐私的话题,更是一个社会公平的写照,更是一种法制精神的体现。

 

四、社会公共服务的无差别原则

武汉这起事件中,可能许鞍华导演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躺着中枪”,因为我们知道在香港这个地区,政府与纳税人的关系与大陆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在成龙电影里经常看到这样的场面:成龙带领一帮弟兄在与歹徒殊死搏斗,而成龙的上司们正在忙着接受议员质询,或者正在通过媒体向市民道歉,上司们在外面受气回来,关上门再把成龙一顿臭骂。刨去电影中添加的一些戏剧因素,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蕴藏着的法制精髓:在公民社会中,政府是被纳税人养活的,它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为纳税人服务。所以许鞍华也好,河源启一郎也好,他们在第一时间报警完全是一个社会公民的所应具备的正常反应,没有任何值得指责的地方,而所有的问题出在:武汉警方在对待名人与外国人时的过度反应,他们违反了社会公共服务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共服务的无差别原则。什么意思?意思其实很简单:政府不是为某一特权阶层服务的,所有纳税人,无论贫富贵贱,都应当享受同样的服务。仅此而已。

公共服务的无差别性,是社会公平感的基石。人们之所以对武汉和大连的做法不满,正是因为此事刺痛了社会基本公平的那根脆弱神经——公共资源为特殊人物提供特殊服务,既是人治思维和权力滥用,更是社会公平的大敌。

五、选择性执法的弊端

公共服务无差别原则在执法领域中被扭曲,其最典型的体现就是选择性执法。

我们办公楼处在合肥一处比较繁华的地段,楼下停车位非常紧张,所以在办公楼周边违章停车情况就非常严重。有那么一段时间,交警固定在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来一次,干吗?抄牌,贴罚单。生意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在上班时间过来,楼下肯定能查到违章车辆。你觉得交警的这种行为违反了什么法律吗?当然没有。不仅没有,而且是严格依法办事的体现,因为他们贴了罚单之后立马上传,你找人消都来不及。但是问题肯定没有这么简单,我们都觉得这里面有问题,什么问题?选择性执法问题。因为这种执法行为出发点根本就不是疏导交通制裁违章,而是纯粹的为了罚款创收。那么这样的执法行为他的公正性、权威性何在呢?

这是一种出于经济目的的选择性执法,我们看到这种执法所带来的是执法权威的丧失,而象刚才所说的许鞍华的例子,河源启一郎的例子,刚属于另一个类型的选择性执法,就是出于一种所谓“社会效益”目的而进行的执法,意图通过典型案例的执法,达到一种良好的社会反应,这是他们选择性执法的出发点,但是通过今天这个案例我们看到了,其带来的后果恰恰是适得其反,南辕北辙。

 

六、点评

许鞍华导演的作品有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她擅长以普通市民作为关注对象,来演绎“人文关怀”这一深刻社会主题。武汉的这次奇妙经历之后,不知许鞍华导演会否对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群体性无奈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从而为其作品更加增添一笔悲天悯人的气质?倘能如此,也算是这次武汉丢包事件所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积极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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