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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鸟人》时 我们倾心的是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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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们在聊天,那是所有办公室里亘古不变的寻常风景。我低头看手机上的卡佛小说,瞬间怔忪。如果让卡佛在办公室里坐上半天,用他高妙的手段将七嘴八舌和闲言碎语稍加整饬,配些秘制调味,可能就是一篇精彩小说。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熟悉这句话,如同熟悉“生命不可承受之轻”,这一流传甚广的语言符号,就是卡佛短篇小说的名字。一直想谈卡佛,刚好第87届奥斯卡四项大奖的大赢家《鸟人》和卡佛小说有着重要关联,便有了这次顺水推舟的机会。《鸟人》中的男主角里根·汤姆森执意改编卡佛的小说并出演它,以此来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无知的好莱坞英雄片“名人”。 雷蒙德·卡佛是“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和小说界“简约主义”大师,“美国的契诃夫”,美国文坛上罕见的“艰难时世”的观察者和表达者。对我来说,卡佛像是一个品味窥视美国现代文学的启蒙者,看了卡佛之后,原本味如嚼蜡,干枯无趣的极简主义文学流派变得丰美多汁,余味无穷了。 就写作材料而言,卡佛几乎不加检点,随手撷取,像是意大利那位专门小户人家餐桌上的瓶瓶罐罐的莫兰迪。意大利“形而上画派”发起人契里柯说:“莫兰迪看桌面上的一组物体,就像古代希腊旅者静观树木、谷地和山峦时的心情,那里可能居住了最优美又时时叫人惊奇的神祇。” 卡佛在《谈写作》中也说,作家不需要靠耍花招和卖弄技巧,你没必要是个聪明绝顶的家伙。尽管你有可能被人看成傻子,作家要有面对简单的事物,比如落日或一只旧鞋子,惊讶得张口结舌的资质。 一个作家要持久的写作,必定要有观察和感知和表现世界的独特方法。梵高不像达芬奇那样画宏大的宗教题材,他画花草,田野星空,月光下的酒吧,没有故事,同样震撼人心。 古典作家一直将语言当做故事的讲述工具,而卡佛把语言当成了艺术本身,如同画家将光线和色彩当成艺术载体和目的。他是将“如何写”提高到“写什么”同样高度的现代作家中的风格最为突出的一位。他的语言有多么精炼,背后的内容就有多么丰富。 就内容而言,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无聊琐碎,这既是我们生活中说话的模样,卡佛的“照相机现实主义”又与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相通,安迪沃霍尔将可乐罐,电影海报等日常用品引入艺术天地,打破了高雅艺术的门槛,让艺术产生了深刻的社会能量。 卡佛的故事往往没有一个清晰的逻辑体系,结局也是开放的,无边的缝隙和空白留给读者去填补,这对于习惯于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急于先看故事结局的读者来说,简直就是不忍卒读,读完了也会莫名其妙。“我能听见我的心跳。我能听见所有人的心跳。我能听见我们坐在那儿发出的噪音,直到房间全都黑下来了,也没有人动一下。”——这是卡佛《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文章的最后一句话。 大师的神奇只可欣赏无法确切解读,如同现代抽象主义大师在画布上打翻了颜料罐就成了天价杰作,而一般画家只能去另买一罐颜料,这就是差距。 卡佛不仅仅塑造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也塑造了一个新类型的读者。他不是什么文以载道的传道人,他和我们一样,就在一个酒馆里喝啤酒,和我们一起聊天,却不知道当我们聊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聊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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