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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官不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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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官”大约是来自美国的舶来称呼,在国内更多地被称为“新闻发言人”,百度搜索定义:新闻发言人是代表其他自然人或法人(如公司、政府或其他机构)的身份发言,并向记者宣传情况、回答提问的公共关系人员。         由于自媒体的活跃及民众对公共事件的关注,尤其在突发事件中,政府的新闻发言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共视野。从王勇平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到吕新华的“你懂的”,再到最近滨海事件中龚建生的“我不了解”,新闻官们在不断地阵痛中发育和成长,也在不断地被认知、被讨论、被诟病。         然而,政府的新闻官终究不是“官”。所以,我们来看看现实。         新闻官都是谁在担任?     当从中央到地方推行新闻发言制度以来,按照惯例,上行下效,在机关单位和县市区、乡镇街中,宣传部(局)的副职、外宣办的正职、宣传委员等承担起各区域、单位的新闻发言人职责,按照制度,从此他的形象成为权威,他的发言也成为代言。然而这些宣传部副部长、外宣办主任、宣传委员连部门的正职都不是,严苛地按照岗位职责,他对单位主要领导的负责属于越级,因此,新闻官的权威只能依赖单位主要领导的重视和单向的授权,他处于完全被动的位置。         新闻官的新闻源从何而来?     按照新闻发言制度,政府新闻官应有主要负责人的视野,并与主要负责人知晓得一样多,退一步来说,至少在准备某一独立事件的新闻发布中,他与主要负责人必须知晓得一样多,甚至知晓更多的背景和事件链接。然而,现实中,新闻官不可能在新闻获得中,与主要负责人有一样的待遇,难道他会指望平行的业务部门把他当作“一把手”一样恭敬、全面地汇报?         宣传的一岗双责可以约束谁?       在网络信息传输迅速的时代,“一岗双责”的提出,是对政府与公务人员的更高要求,既要会做,也要会说,既要会做正向宣传的推手,也要具备应对负面舆情的基本能力。我们再看看实际操作,业务部门会说:“宣传的事就该宣传部干,我把活干好了,欢迎你来宣传。”“什么?你想了解这个事情?正好,下午我们有个3小时会议,全程欢迎你来旁听。我们这里还有300页的方案,毫无保留地借给你查阅。”对于这些友好并不负责任的绑架,新闻官们只能有出汗的权力。我想“一岗双责”的初衷,并不是让人人都做宣传委员,而是要求你具备:报告关键信息的敏感,提炼关键信息的能力,传输关键信息的速度,剩下的再交给新闻官吧。         新闻官不能说“不”吗?      新闻官作为沟通媒体、公众和政府的重要桥梁,对这一角色有特殊的要求,诸如:知识结构、职业素养、气质形象、语言技能等等。然而我觉得:诚恳才是第一特质。比较王勇平无奈后用错了调侃,我还是要为滨海事件中龚建生的一句“我不了解”点赞。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圆滑、狡辩还不如说一句“不知道”,这是基本态度。当然新闻官不能在同一问题上反复说“不知道”,这次不知道,下会后一定要了解,并在下次发布中说出了解的知道。         中国老百姓只满足于看到新闻官吗?     答案是否定的。新闻发言制度根源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框架下,按照国情,我们要用,必须采取拿来主义,必须进行适度改良。乡土中国下的百姓遇上大事难事,比“知情”、“公平”更优先追求的是政府的处置态度,这一态度体现在:主事的、当家的要露面、要发声。滨海事件的新闻发布会我草草看了几场,截至目前:出场的最高级别是副市长以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有记者在发布会上责难:连滨海新区的主要负责人也一直没有露面。不是经常说:当真理还在穿鞋,谣言已走遍天下。你不说,公众只能去听那些乱说的。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总理亲赴现场,并短暂接受香港媒体采访,说了两个重要观点后,公众的回应也趋于正向。所以重大的突发事件中,不要只用新闻官去堵抢眼,比较妥当的方式,是让新闻官陪着真正的官去面对公众。不要怕挨骂和尴尬,因为遇上这么大的事情,任何人都会首先宣泄情绪,然后才能理性地等待结果,寻求救济。你不出来,他们只会骂得久一点,而不会跳过这一段。         新闻官终究不是“官”,在乡土中国的土壤中,希望新闻发言制度可以找到更适合、更健康的生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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