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荷岭上黄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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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祥新苏州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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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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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南京路的人流抛在身后,我们转入狭窄的福建中路,进入一个由各式招牌塑造的世界。长江刻字厂、上海国泰、上海照明等寂寞地叙述着轻工辉煌时代的遗落,恒源祥、谭木匠、星巴克、古今等也颇为自然地跻入其中,当然也还少不了扬州足道、美莲保健等。一处狭小阴暗的店面里,正售卖着翡翠、水晶、和田玉以及红木家具,招牌上说:不计成本,最后清货。 仅仅一个转角,就与来时南京路上的Swatch、Forever 21、Apple Store等迥然不同,特别是哪里都少不了的沙县小吃,以及派头十足的疑似老字号餐馆,瞬间将你拖进现实。两车道的街道两边,多是低矮的两层小楼,一楼几乎全是商业。我们钻入一个叫盆汤弄的地方,小型菜市里拥挤着大饼、卤菜以及蔬菜等各类摊点,伸出窗外的晒衣杆密密地挨在一起。 等我们穿过苏州河上的福建路桥时,感觉中的大上海彻底消失。我们在苏州河北岸边暂时地歇息,对岸接连紧挨的楼房,多数仍是两三层的小楼。河中没有见到船只,河水貌似也非清澈。我们这队散漫游客中年龄最小的成员,已经明显地表示出了失望。在他有限的认识中,这里应该是由N个外滩与N个南京路组成的世界。 沿苏州河北岸一路往东,经过山西路桥后,画面甚至有些荒凉起来。没有高大的西式建筑,也没有繁华干净的热闹街道,视野中本应出现的东方明珠却被建筑遮挡。当我们经过河南路桥时,一座破落的圆形转角的建筑积满灰尘,水泥外墙上一个宾馆的招牌仍还挂着;工业时代的木框玻璃窗,没有秩序地或开或关,路边各式电瓶车随意停放;只有门洞上“河滨大楼”的凸体水泥字还残留着丝丝孤傲。 当我们终于到达四川路桥边的上海邮政博物馆时,斜对面远处浦东的洋气建筑已清晰可见。只要再过一个乍浦路桥,就是满是游客的外白渡桥了。我知道苏州河上的座座桥梁几乎都有故事,可他们实在太过平常,令人没有联想或搜索记忆的冲动。我也知道,那些文字记载中的名流,离不开苏州河两岸的平常与真实,可印象中却总将他们指向南京路、淮海路,以及茂密的梧桐树下。 连茅盾先生也流露出掩藏不住的好恶对比。他说“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但他说外白渡桥是“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高耸的钢架……这天堂般五月的傍晚,有三辆一九三○年式的雪铁龙汽车像闪电一般驶过了外白渡桥”。即使视力再差劲的游客,也能看到外白渡桥的钢架并非高耸,但驶过外白渡桥后是遍地的洋行。 文字工作者们却也接二连三,不厌其烦地将这种对比进行到底。抗战时期的的上海记者陶菊隐说:“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作家们却不似新闻记者,总要包藏点私心,张爱玲就说:“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 这种“奇异的智慧”确是有的。《跌荡一百年》中记录道:从1939年起,上海的股市就失去了控制,投机者们将战争概念股炒到不可思议的高价,货币兑换率随着每一个谣言而上蹿下跳。吴晓波还找到了一位尖锐的旅行家瓦尼娅·奥克斯的游记,游记中毫不客气地说:“上海是邪恶与暴力的城市,是富裕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困并存的城市,是轮盘赌的轮子飞旋、枪声频频和乞讨声充斥各处的城市。 ” 这与某个国家某个时段的情境颇为类似。我们以挑剔的态度在苏州河边闲逛的时候,北方某个经济区某个仓库爆炸还不过20个小时。那里曾经是政经舆论中重要的战略布局地点(现在则是上海),有着一大批最好的干部进行着最尽职的管理,至少文字上的推理应是如此。但事实却不可思议地发生,也许还会不可思议地淡去。 我们仍然回到上海的尺度中来,稍显冷静的余秋雨认为,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大学、医院、银行、学者、科学家也汇集其间,“你来我往,此胜彼败”,“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巨澜真的到来,却并没有发出声响。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同时,日军进攻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两个商业中心上海与香港。是日破晓时分,日本陆军在细雨中从苏州河各桥开进公共租界,并于中午占领整个租界。当日军冲进租界的时候,这座具有革命传统的城市几乎没有反抗。 为什么如此“温顺”地接受了屈辱的统治?《跌荡一百年》中最具价值最具深意而且常被印证的见解之一就在这里:“部分事实可能是,人们已经绝望于现有的境况,特别是恐怖活动的随意性和失控性,导致了人们对于秩序的极度渴望——不管这种秩序以何种方式进行,以及来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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