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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的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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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大明寺没有找到天下第五泉,就匆匆再次回到瘦西湖边,但大部分的景区都被围墙阻隔,只有一小部分伸出墙外,而且附近不远肯定有一个售票处。这种低级的商业设计从来迷惑不了我深邃的洞见,就如小时候常见的帆布圈起来的杂耍场子,妖娆而且俗气的大幅女郎照片下面,清晰地标注着入场的门票价格。 王安石肯定是不需要买门票的,关键那时候估计也没有有意存在的围墙。在许多的表述中,被称作“王安石的第一个国家公务员职位”的淮南签判,工作地点就是扬州。21岁的小伙子经常熬夜读书,直到三年后的1045年,王安石的新任上司韩琦来到这里。韩因参与范仲淹改革失败而被朝廷降职,此时距王安石亲自上阵,还有漫长的25年。 对于其后这场引人瞩目的变法运动,与当时高堂之上的争斗或争论一样,后人的评论也从未停止,而且同样针锋相对各执一词。黄仁宇认为王安石变法没有引起足够的社会冲突,只是政治上的一种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发展,所以其争执只出现于官僚组织之中。余秋雨则以其一贯的文化人口气说,“这是一个有太多高峰的时代,因此容易互相遮盖,障人耳目。但高峰毕竟是高峰,都有远江之眺、浮天情怀”。 所以就连30多年后,55岁的王安石再次停留扬州时,随手写下的一首诗都能引来不同的见解。“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是轻快欢乐还是压力重重?是还乡养老还是进京重整?但无论如何,改革者王安石想不到的是,扬州后来的兴盛是因为盐商,而盐商逃不脱与权力的交织。 黄仁宇的另一段分析或可作为对此的解释:“使局势更为复杂的,则是不论新法适合实况与否,它一经颁布通行,收回亦至为不易,将其废弃也会产生甚多不良后果,所以主持的人不得不踌躇。总之,王安石之进退,扰攘北宋半个世纪,牵涉到力不从心的君主,也确实引入用心可疑的臣僚。” 一入江湖深似海,就如我实不愿深入北宋改革一样。经济的撕扯、外交的角力,以及文人政治、官场生态,哪一条线索似乎都能影响全局,却又彼此拥抱紧紧相连。所以我们最后以看客心态记下的,是王安石的首席助手吕惠卿,最终成了用最险恶的方法揭发王安石的人;而司马光的铁杆拥戴者蔡京,最终也成了用最疯狂的手段清算司马光的人。 但我依然赞同余秋雨真正的大历史观。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相继环伺,马蹄声与沮丧的战报不断从前方传来,除了失败感就是屈辱感的大宋王朝,如果以文明生态的眼光看之,则立即成了一个繁荣、富庶、高雅、精致、开明的时代,稳坐在中国历史的高位上蔼然微笑。所以“浩荡的历史进程容不得太多的单向情感,复杂的政治博弈容不得太多的是非判断”。 那帮古人、今人争论的时候,我们几乎绕着瘦西湖走了一圈。湖水总是那种深厚的绿色,而绿植似也被灰尘覆盖,令你难以找到水清木秀的感觉。即算这般的老态龙钟的样子,它也要躲在高高的围墙里面,令周边的商业萧条得难以开展。远不如相距并不远的熙攘东关街,该卖的卖,该叫的叫,即使囊中羞涩也能摸一摸,摸到上瘾了就能掏出皮夹子等各类家伙,赢得一番薄幸名。 待我们终于走到东关街的尽头,暮色时分的古城门下,骑在高头大马上的马克·波罗身着元代官服,目光炯炯傲视前方。马克先生在扬州为官三年,在我们看来最主要的功绩是将东方介绍给西方,平添东方的得意和底气;但我们似乎少见那些将西方介绍给东方的使者,因为购买门票的费用无处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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