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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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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9岁的李尧棠从遥远的四川赶往上海求学,起初住在四马路一家旅馆。李尧棠早已忘了那家旅馆的名称,但仍然记得旅馆斜对面有一家名叫“神仙世界”的游乐场。傍晚时分,连续不断的人力车从楼下街中跑过,车上装有小电灯,车上坐着漂亮的姑娘,车后跟着一个男人。 李尧棠后来经常用“巴金”的名字发表作品,当他写下这段回忆的时候已经74岁,疾病缠身,时不时住进医院,机智的读者可以快速地推算出这是1978年。我们都知道这之前发生了什么,虽然现在仍然不能随心所欲地谈论它。一段采访生动地描述了那段革命的日子:巴金白天写批判作家柯灵的文章,晚上又去找老朋友柯灵聊天。 19岁初入魔都的这段回忆被写进《谈〈望乡〉》这篇文章中,这是42万字的《随想录》的第一篇,我从来没有认真地读完它。在许多的评价中,历时8年写就的《随想录》,“是一次老人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是一次伴随着内心巨大冲突而逐渐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 往事并不如烟,往事也许又真的如烟,它们在岁月的流逝中激荡、遗失又重新组织,你只有拂去那些层层的灰尘,才能看到它们本来的面目。采访陆成友的时候,他的4个女儿环绕在身边不时搭话。陆已经90高龄,难以听清我们的提问,这让采访颇为艰难,幸好他还能流利地表达。他的女儿介绍说,老人家常常提起过往。 陆成友应该接受了颇多的采访或询问,在屡屡的回忆中,是否无意中插入了其他的情节。陆成友一家曾经去往当年的战斗场所,但物非人非,所以,也许我们只能停留在回忆里。陆成友固执地在居所附近种植着一种树种,因为这种树的树干,是制作手榴弹手柄的良好材料。 陆成友的青少年时代困苦不堪,荒年时节常常与母亲一起外出乞讨。在他16岁的时候,听说街上来了招兵的队伍。他和母亲一起去了兵站,他在兵站这边,母亲在街对面的那头。那时似乎不应有宽阔的街道,但即使他们相距很近,却意外地没有对白。陆成友一带而过,我们也匆忙地忽略而去,因为采访日程中还有其他老兵。 他们应该有着无限的对白:为儿子不再挨饿而心慰的母亲,为儿子生死而焦虑的母亲;为母亲生计焦虑的儿子,为减轻家庭负担心慰的儿子。这些交织的情感无法铺陈在文字中,也无法流淌在语言里。当事人已经习惯于陈述那些与战争与正义有关的话题,被某种力量引导,他们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所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导许纪霖说,“历史学家的水准再高,理性再强,也是一种‘外在视角’,是借后来人的优越审视过去。”那么中国人的历史跌荡起伏,悲喜交织,为什么搞出来的东西是那样的枯燥无味?“或许过于相信白描、考证了。纯粹的历史写实,只能再现历史表层之皮毛,而无法度量历史背后的人性深度。” 一位美国历史学者刘易斯·拉伯姆在一篇文章中举例说,阅读三部讲述大英帝国历史的书籍,其中一部出版于1850年,另外两部分别于1900年、1950年问世,我们就会发现三个不同的大英帝国。当然,无论是哪部,太阳最终还是落了下来。历史是进行中的工作,是持续不断对过去的撰写和重写,这跟那些展示在博物馆里的奶白色大理石雕塑截然不同。 巴金从上海起步,而后不断地投入各种文化运动,1949年7月当选文联委员,1966年被关进“牛棚”,1972年干校劳动期间妻子萧珊病逝,1983年任中国作协主席……他在《随想录》的最后一篇中这样写道:“过去即使我习惯于跟着别人走,但做一个作家既不是高人一等,也不能一辈子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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