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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生流轉終何止 ——一九四九之際,陳寅恪“去留”之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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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看到清流兄写了一篇关于陈寅恪1949去留的文章,忽然想起我在2011年也写过这样的文字,记得发表在次年的台湾《传记文学》上了。 餘生流轉終何止 ——一九四九之際,陳寅恪“去留”之考證 文/魯燕 由陳寅恪的女兒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撰寫的回憶錄《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篔》二零一零年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此書的出版很受陳寅恪研究者的歡迎,此書從兒女的視角回憶了陳寅恪的學術和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有很多珍貴的史料,可惜,此書的回憶到一九四九年就戛然而止。在一九四九之際,陳寅恪的“去留”,他有哪些的考量,內有哪些周章,值得研究者探討,筆者在此試做一些考證,也期待陳寅恪先生的女兒們後續的回憶錄儘快出版,以還原那一段歷史的真相。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平圍城之際,陳寅恪於十四日從清華園搬至東廠胡同胡適處,後與胡適一家同機飛往南京。據鄧廣銘回憶:“十四日這天晚上,陳先生全家都宿於東廠胡同,準備明早再走。我去與陳先生話別。他向我說:‘其實,胡先生因政治上的關係,是非走不可的,我則原可不走。但是,聽說在共產黨統治區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體多病,離開美國藥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討論會文集)第37頁。)(《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第250頁) 陳寅恪飛往南京後,即刻搭夜車去往上海。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陳寅恪攜全家自上海乘招商局秋瑾號客輪赴廣州。 據《陳君葆日記》記載,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陳寅恪先生有函致陳君葆,函雲: 季明、君葆先生同鑒: 近來時局日緊,將來廣州情形如何尚不得知。弟於萬不得已時,或有赴港一避之舉,然決不輕動也。惟聞香港當局頒佈一規則,將來入港境者須預先請求許可登記,並有於本月十五日以前截止之說。此項傳聞不知確否,但為預防萬一起見,茲將相片四張附上,敬請代辦。將來入港境之手續,若非有家庭及親戚在港不可者,則弟無家庭在港,只有曾昭倫夫人俞大絪女士,系弟之親表妹,現在香港師範學院任教,亦兩公所熟識者也,或可引為親戚之一例證。倘若有其他方法,亦請代圖之。(《陳君葆日記》) 從上述鄧廣銘的回憶和陳君葆的日記中可以看出,在風雲動盪之際,陳寅恪是有離開大陸的打算的,但是從“所以我也得走”到 “於萬不得已時,或有赴港一避之舉,然決不輕動也。”之辭,期間,他的態度有了微妙的轉變。據《陳寅恪的最後20年》第26頁,有“六月,南京政府行政院遷廣州,教育部長杭立武多次派人勸說陳序經動員先生離開大陸,均遭拒絕。又勸‘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說’,亦遭謝絕。”是陳寅恪拒絕了陳序經的動員,還是陳序經拒絕動員陳寅恪,書中卻並未明詳。 促使陳寅恪有此轉變的原因,據筆者推測,有以下幾點: 首先,陳寅恪到達廣州時,南方經濟已經崩潰,物價飛漲,金圓券狂跌,民生塗炭,對於這種狀況,在一九四九年夏,陳寅恪作《哀金元》詩以抒憤,詩中有句雲:“金元數月便廢罷,可恨可歎還可咍。黨家專政二十載,大廈一旦梁棟摧。亂源雖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災。”從這首詩中可以看出陳寅恪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之情,導致他對離開大陸猶豫不決。 其次,不僅僅是出於政治動機,陳寅恪不肯離開大陸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屢次歷經離亂的他已經厭倦了逃難的生活了。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在由北平飛往南京的飛機途中,陳寅恪曾有詩句雲:“臨老三回值亂離,蔡威淚盡血猶垂”,可見其厭倦離亂之意。況且,陳寅恪從來都是與實際政治絕緣的,雖有傅斯年先生屢次促使他去臺北,但是他抱定“蹈海”的決心,並且以“歸骨於田橫之島”明志。 另外,陳寅恪還和當時很多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一樣,對新政權抱著一種“與人為善”的心理,對新政權懷有期待。 五十年代前期,語言學家王力尚與陳寅恪先生同在一校,陳先生曾對王力談到“去留”問題,有語雲:“何必去父母之邦?”(據黃秋耘回憶)(《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第502頁)這是在資料中見到的陳寅恪首次明確表明不離開大陸的談話記錄。 在《陳寅恪事輯》第137頁,陳寅恪先生在《第七次交代底稿》中有: “當廣州尚未解放時,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多次來電催往臺灣,我堅決不去。至於香港,是英帝國主義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視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願留在國內。” 《第七次交代底稿》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寫的,這時的陳寅恪正被紅衛兵鬥得死去活來之際,但陳先生回憶當年不肯離開大陸之語則是實話。 但是“去”還是“留”,在陳寅恪和其夫人唐篔之間是有分歧和爭執的。陳夫人唐篔是力主離開大陸的,並且兩人之間發生了嚴重的爭執。在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一書中有: “又一日,餘特去嶺南大學訪陳寅恪,詢其此下之行止。適是日寅恪因事赴城,未獲晤面,僅與其夫人小談即別。後聞其夫人意欲避去臺北,寅恪欲留粵,言辭爭執,其夫人即一人獨去香港。幸有友人遇之九龍車站,堅邀其返。餘聞此,乃知寅恪決意不離大陸,百忙中未再往訪,遂與寅恪失此一面之緣。”錢穆回憶,是唐篔在爭執後獨自去香港,“幸有友人遇之九龍車站,堅邀其返。”但是,在二零一零年出版的《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第265頁,有: “夏,師母因故至香港,後由陳序經校長帶小彭、美延去香港,師母與小彭、美延回廣州。(據流求電告)”其時已經是一九五零年夏天,廣州已經“解放”,何以在此時唐篔才與陳寅恪就“去留”問題發生爭執,並獨自去香港?據《陳寅恪的最後20年》的作者陸建東推測:“其時土地改革運動如火如荼,唐氏大家族中的一些人受到衝擊,這是唐篔去香港一段時間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這只是推測而已,因為據《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的著者卞僧慧所雲:“至土改時期,與師母有關系的唐氏族人已無人在農村。所言(指陸言,筆者按)僅為推測。”但不管怎樣,在“去留”問題上,陳、唐確有爭執,並差點引發這一對一貫琴瑟和諧的夫妻之間的一場家庭危機。 但是此後,隨著時間的推移、歷次政治運動的發生升級以及對陳寅恪批判的展開,使得他的心境日愈沉重,並深服陳夫人在這件“去留”大事上的判斷。在一九五一年,陳寅恪有《題與曉瑩結婚廿三年紀念日合影時辛卯秋寄寓廣州也》詩雲: 短簷高屋總違時,相逐南飛繞一枝。照面共驚三世改,齊眉微惜十年遲。買山巢許寧能隱,浮海宣尼未易師。賴得黃花慰愁寂,秋來尤作豔陽姿 詩中特別提到孔子“乘桴浮於海”之語,正指兩年前的舊事。在撰寫《柳如是別傳》時,朝鮮戰爭爆發,兩岸分立局勢已經明朗化,在這本寄寓著陳寅恪強烈個人身世情懷的著作裏,更是處處透露出陳寅恪“回顧當時未曾早謀脫身,不但不勝其感慨而且更不免愧對陳夫人的膽識。《柳如是別傳》一書中便充滿了這種複雜的情感。”(《餘英時文集.現代學人與學術》第215頁《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餘英時在《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中更是得出陳寅恪晚年著作“何以只頌‘紅妝’,又何以特別對柳如是如此低頭膜拜,甚至把畢生的論文都積集在‘金明’與‘寒柳’的名稱之下了。說得更明白一點,他是借柳如是來贊禮陳夫人啊!”(《餘英時文集.現代學人與學術》第217頁《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 總之,無論是“去”還是“留”,隨著後來兩岸時局的發展,不管陳寅恪做怎樣的選擇,終歸都是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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