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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商人之死——中日两国百年国运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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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商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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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东亚近代史,中日两国在150年前那段风云诡谲的大时代,有着许多相似点。几乎同一时间遭遇到西方列强的欺凌,也几乎同一时间开始了以工商业变革为主的维新运动,同样的发展轨迹,也使得两国遇到了经济发展上同样的危机和问题,比如政商勾结、利益斗争,就连两国当时最牛的企业家因为深陷政治派系斗争而影响到了实业的经营,甚至为之丧命的事情也都相似。 而两国这种相同的趋势在某个年份,忽然发生了南辕北辙的转变,也让这两个国家从此走上了不同的发展之路,有着不同的国运。这一年就是1885年。 1885年的新年刚过,中日两国的维新改革都到了一个瓶颈期,大清正忙着和法国人打仗,日本也在绞尽脑汁的打着朝鲜的主意。两国就是在这样的隆冬中开始了内忧外患的一年。起于1883年的经济危机,已经在东亚肆虐两年,让刚刚起步一二十年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掀起的商业繁荣,遭到重创。新兴企业,倒闭歇业者十之七八,产业新贵,破产败落者比比皆是。 而就在这一年,中日两国彼时工商业领袖级人物——日本“第一财阀”三菱集团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和中国红顶商人晚清首富胡雪岩——的相继离世,更让工商产业的隆冬显得异常的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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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先从1885年的年初说起吧。元旦刚过,一般这个时候人们都喜欢好消息,希望博个好彩头。然而摆在三菱集团创始人岩崎弥太郎案头的都是不好的消息,就在不久前,因为公司赤字刚刚关闭了辛苦创办多年的金融汇兑所,这可是日本最早的金融机构,也是当年助力三菱起家的重要资产之一。紧接着,还是因为财务亏损,三菱引以为豪的海上运输业务,也不得不关闭了一条从香港到琉球的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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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岩崎弥太郎

这对于号称经营之神的岩崎弥太郎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而在这之前,二十岁就初涉商海,三十年的苦心经营,岩崎弥太郎把三菱从一个地方小商会,一步步发展到以船运业为龙头,囊括矿业、金融等多个产业的日本第一大财阀,尽管中间也有过波折,但从未遇到这次严峻的局面。 这一切表面上是一场恶性竞争的商战引起的,其背后却与日本政府各政治派系的激烈斗争有关。 这要从1882年说起,当时三菱船运正如日中天,占日本全国汽船总吨位的73%,是名副其实的海上霸王,更重要的是,岩崎弥太郎攀附上了明治政府的当权者大隈重信,官商结合形成了很大的势力。然而沾染上了政治一定会不由自主的被圈入派系之争,权利杀伐,他们的对手就是当时的首相,长萨联盟派系代表——伊藤博文和三井财阀,而代表他们直接和三菱打起了这场惨烈商战的人则是日本另一位经营之神,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 。

涩泽荣一

图:涩泽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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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藤博文的支持下,在三井集团的援助下,涩泽荣一成立了共同运输公司,其实力和航线都足以和三菱相抗衡。连当时的《东京日报》都报道说:天下大角力的时代开始了。 这场角力充满着戏剧性。因为双方的航线基本一致,所以,谁先到达的地,谁就能抬起头来做人。于是乎,运货变成了速度的竞争。双方互相盯着,一旦出航,就拼命往炉子里扔煤球,烟囱烧得通红,人们累得半死,就为了比对方先到达目的地。据说,火烧得最旺的时候,整个船都裹在烟中,一片通红,情景蔚为壮观。 除了拼速度,双方还拼服务,各自在报纸上大打广告战,吸引顾客眼球。共同公司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绝对胜出,他们给客户送去重礼,礼物上写道:我们的船,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坐了我的船,快如飞箭,不呕吐、不晕船,诸如此类。 接着双方又开始野蛮的、赤裸裸的价格战。三菱船只下等舱的船票从五块五竟然一直下调到五毛五,缩水了10倍。这场大比拼持续了一年多,恶性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深入了三菱集团的骨髓,到了1884年底财报出现了大额赤字,而且常年的压力,也让岩崎弥太郎健康出了问题。1885 年2 月7 日,岩崎弥太郎由于饮酒过量,再加上日日劳心,胃癌难愈,终于带着无限遗恨撤手西归了。 就在岩崎弥太郎弥留之际还对家人呻吟着说:“…想做的事情…只做到了十分之一、二”。同时,伊藤博文也加大了对大隈重信的打击,要求他所在的改进党解散,虽然最终没有得逞,但大隈重信却被迫宣布脱党,经此一役,让当时政府内阁最大威胁的改进党和三菱财阀派系元气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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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三菱的岩崎弥太郎深陷政治纷争被恶意商战拖垮含恨而逝的时候,远在中国杭州的晚清最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也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商战的大败,大清首富经营多年的阜康钱庄也因此宣告破产,挤兑的风潮影响到了官饷的安全,清廷下令对胡雪岩革职查抄,严加治罪,他遣散姬妾仆从,在圣旨到来之前已经郁郁而终了,享年62岁。

胡雪岩

图:胡雪岩

与洋人打起的那场“中外生丝商战”看起来是胡雪岩家破人亡的主因,但胡雪岩之死,其根源与政治打压是脱不开干系的,背后的对手就是李鸿章和盛宣怀。 胡雪岩和盛宣怀都是晚清商界大腕,不世出的商业奇才,但他们背后都有政治势力做支持。胡雪岩的后台是左宗棠,胡雪岩当年一直给左宗棠筹措粮饷,做资本支持。而盛宣怀则是李鸿章最重要的幕僚。然而左宗棠和李鸿章两人政见相左,矛盾很深。李鸿章知道胡雪岩对左宗棠的重要性,所以为了遏制左宗棠的势力,他一直在寻找机会打击胡雪岩,终于找到了一次致其死地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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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无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再招左宗棠入军机。左宗棠南征北战,每次都要有大笔的银子作后盾。这回为了准备与法国人交战,胡雪岩又一次忙得不可开交。而李鸿章和盛宣怀却趁左宗棠不在两江总督的位置上,准备向胡雪岩下手。

盛宣怀

图:盛宣怀

胡雪岩为了和洋人打生丝商战,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生丝,这生意越做越大,垄断了生丝市场,控制了生丝价格。盛宣怀抓住这一时机,通过电报掌握胡雪岩生丝买卖的情况,一边收购生丝,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一边联络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叫他们偏偏不买胡雪岩的丝,致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苦不堪言。 为了收购生丝,胡雪岩向汇丰银行借了1000万两银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100万两。为了支持左宗棠和法国人打仗,胡雪岩又从银行筹借了80万两军饷,这笔款虽然是清廷借的,经手人却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会找胡雪岩要钱。短期内180万两的还款压力,对胡雪岩的现金流影响很大。那笔军饷借款每年会以协饷补偿给胡雪岩,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盛宣怀在此却动了手脚,他找到自己的儿女亲家,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二十天。 对于盛宣怀来说,二十天已经足够了,因为他已经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了。这时,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处。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阜康各地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银子,先补上了这个窟窿。盛宣怀趁阜康钱庄正是空虚之际,就托人去提款挤兑,然后散播谣言引起了挤兑风潮,再加上生丝贸易战的失利,导致了阜康钱庄的倒闭,胡雪岩最终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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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两位商人的死,引发了后续许多反响。同样发迹于政商的勾结,同样借力政治达到商业之巅,同样受害于政治派系的角力,三菱的后继者岩崎弥之助坚决了选择脱离了弥太郎时期的“官商”身份,而日本政府也认识到了国有官营的弊端太大,伊藤博文后来就提到,政府创办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国有工矿企业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培养技术工人之后,就应该把它们出售给民间商社。 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日本政府加大力度推广民营化,相继把众多国营工厂转卖给私营企业家,其典型代表就是政府将当时日本最大长崎造船所,仅以1日元的象征价格“出售”给三菱集团。私营化运动使日本经济快速成长,直至10年后甲午海战前夕,日本民营企业由2000家增加到5000多家,资金总额也由1亿日元增加到3亿日元。资本充足,人力充沛,社会经济十分活跃。 而借打败胡雪岩之势,盛宣怀再被授意,把当时官督商办最具代表性的企业招商局中的民营股份赶出局,此举被视为中国“官僚资本主义”产生的转折点,也被视为晚清改革过程中国进民退的转折点。清政府洋务派官僚和新型企业家阶层的“蜜月期”就此结束。在此后的十余年中,李鸿章们为洋务运动中的国有工商企业筹集资金变得更加困难,现代工商业发展更加艰难。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不同的工商业发展思路相关联的是,中日两国在政治体制的选择上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日本在不久后的1889年,设立国会颁布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新体制,而中国还在君主专制的最后时日里裱糊里外瞎折腾。 可以说十年后甲午海战一役,两国对赌国运的结果,从1885年两位商人之死就看到了端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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