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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亡只在转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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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亡只在转瞬间                               —— 谢思球《大泽乡》序                                     □章玉政   历史,总是充满各种偶然性与戏剧性。皇图霸业,气吞山河,或许转瞬便成空,而关键性的因素往往不过是一缕并不起眼的星火。 谢思球君的这一摞沉甸甸的小说文稿,似乎写满了偶然。偶然的相逢,偶然的暴雨,偶然的对话,偶然的占卜,偶然的举义,却奇迹般地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曾几何时,大秦帝国的创立者嬴政,威震四方,挥斥方遒,不仅自命“始皇帝”,而且扬言帝国基业“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这是何等的气魄与襟怀!显然,雄才大略、纵横捭阖的嬴政,完全有资格写下这样的期许:“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过秦论》) 世事往往比小说更波谲云诡。或许秦始皇做梦都没想到,他苦心经营、百般坐守的“金城千里、万世之业”,却在不经意间毁于两名戍卒之手。更不可思议的是,按当时的规制,这两名戍卒充其量只能算是“边防军小头目”,在大秦帝国的军事系统中,渺小到几乎不值一提。 事实上,如果回到当年的历史时空中,或许这两位戍卒本人,亦未曾预料到后来的局势,斗转星移,一念之间。爬梳并不丰赡的史料, 总感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带有太多史家粉饰的成分,但有一点,却似乎毋容置疑:陈胜、吴广之所以揭竿而起,完全事出偶然,如果没有那一场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暴雨,如果没有那一段“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对话,如果没有那一番“足下卜之鬼乎”的点拨,或许一切都会被改写。 可历史又总是这样理性,严丝合缝,不会留给后人任何“关机重启”的机会。正因为此,历史小说的写作,向来充满挑战性。既要遵循既定的历史脉络,又要布局跌宕的故事情节,学会在史实与虚构之间腾转挪移、海阔天空,之于作家的想象力、把控力乃至思考力无疑都是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奇幻之旅”。 这反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对作家构成了极大的诱惑力。古往今来,无数作家均跃跃欲试于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四大名著,自不待言,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现当代名家,亦都曾或多或少涉水于此。仅以“大泽乡起义”题材而言,谢思球君并不是第一位将之写进小说的作家,据我浅陋所闻,茅盾就曾写过一个短篇,名亦《大泽乡》,但那更像是一番解读史家记录的喃喃自语,引而未发。而谢思球君以皇皇二十余万言,洋洋洒洒,大开大合,又不失精雕细刻,独运匠心,以严密的结构、扣人的情节、灵动的对白、精致的刻画,将一段前后持续时间不到六个月的农民起义“复活”于纸上。 历史小说,离不开宏大叙事,但倘若只有此类,难免面目可憎。而谢思球君的游刃有余之处便在于,对历史人物性格的把握与展现,更多借助于情节本身的自然铺衍,并着力于细节、对白与心理的精巧描摹,情感细腻,合于常情,又耐人寻味。比如有一段写到陈胜“一夜称王”的恍惚感,寥寥几句,便将陈胜“草鸡变成金凤凰”的微妙心理刻画得活灵活现,淋漓尽致:   上朝了,当陈胜头戴着九旒冕,身着金黄的王服,一步一步登上高大的王座时,他感觉有些神思恍惚,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他成了号令一方指军数十万军队的楚王?当众臣在博士孔鲋的引领下,行着三跪九叩的大礼,齐声喊着“陈王万岁,陈王万万岁”时,这一切分明又是真的。   难能可贵的是,在角色架构上,除了必不可少的历史主角之外,谢思球君颇费心神地设置了许多性格鲜明、平中见奇的“小人物”形象,尤其是一些女性形象,如机心满腹的朱妍、本色不改的陈雪花、坚贞刚烈的胜玉等。这些女性角色,或实有其人但历史并无详载,或完全是出于情节铺设的虚构,但却成为本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亮点频现。 当然,在我看来,本书最值称道的,不是字里行间四处洋溢着的权力、财富与人性、人欲的较量,而是人物命运、时局更迭背后内在隐藏着的对于天命与人道的终极思考。 历史小说,终究要回归到对于历史逻辑与进程的探问上。天命与人道,如同一张纸的两面,互为犄角,须臾不离,充满二律背反的思辨意味。古今帝王政客,成就一方霸业,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恐怕难成其事,即便睥睨众生如秦始皇,亦以天命所归自赋,借助天意,神化威权。但天命,并非宿命,乃时势也,最终还需要与“人事”的契合与融通。以大秦而言,帝国大厦,轰然坍塌,历时不过二世。看似写满各种偶然,却又裹挟着宿命般的必然。70多年后,汉代大儒董仲舒策论回应新政不久的汉武帝征问,便一再条分缕析、鞭辟入里地道出了秦国毁于一旦的终极因由:“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总而言之一句话,秦因“顺天命”而得天下,却因“逆人事”而失天下。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陈胜、吴广的成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由于“天下苦秦久矣”,陈胜、吴广遂得时势之利,“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且所向披靡,一路凯歌。胜利在望,陈胜、吴广将天命与人道需合一才能成事的秦亡教训远远抛在脑后,贪图权位,盲目自大,偏听偏信,重蹈覆辙,最终失了人心、丢了性命。张楚政权,半载而止。这或许正应了杜牧的那一番感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夜阑人静,掩卷长思,兴亡只在转瞬间。我们今天读史,读的或许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背后令人或惊叹、或扼腕、或警醒的得与失、道与法。站在时间的隧道里,唯有这样的回望,才能让我们慢慢体悟“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真义,才能避免不断重演“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历史悲剧。                                                                                                                                                                                                     2016年4月6日写于淝上躬耕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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