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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不是潘金莲》 我该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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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的第一场雪,不太冷,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比天气更冷一些。 听过一个故事,村里的姑娘大丫正值豆蔻,在村头被小伙子王二摸了一把脸蛋,大丫哭哭泣泣地找到王二的娘,告了王二一状,王二他娘恨恨地说:“大丫,莫伤心。这个天杀的,等他回来,我打断他的狗腿!”王二的腿未必会被亲娘打断,但王二他娘的一番话,应该足够抚慰大丫委屈的心,大丫有理由充分相信,今后,王二再不敢随便欺负她了。 《我不是潘金莲》中的雪莲,排除开始的私心,被将计就计的前夫欺骗后,她,不过是村里被欺负的一个女人。当她委屈地找到法官哭诉时,法官顶着国徽,严谨地走着程序,公正地依法判决:雪莲败诉。雪莲的委屈加重了,她除了恨前夫外,还恨法官,再后来,恨院长、恨县长、恨市长…… 大丫的委屈,一句话就解决了,雪莲的委屈,也是一句话:“我,不是潘金莲!” 费孝通老人在《乡土中国》中比较过“人治”和“法治”。所谓“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所谓“人治”,并不是“法治”的对立面,不是“不依法律的统治”,也不是望文生义得来“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来规定人与人的关系”。“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汉人守土为安,当下中国的大部分乡村仍旧保持着乡土社会的气息。在鸡犬相闻的小城镇与乡村中,雪莲最受不了的,就是前夫公开指责她是潘金莲,而且这句话传遍了乡里乡亲。在乡土中国中,人们对传统的敬畏,超越了对法律的敬畏。 费老认为:乡土社会中的秩序是“礼治”。每个人的“知礼”是责任,社会也有责任让每个人“知礼”。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事情真到了非打官司不可的地步,说明可耻可羞,表示教化不够。 费老举了个案例:有个乡民因妻子偷了汉子打伤了奸夫,在乡间这是理直气壮的事情,但是被殴者告了一状,从法律的角度就要保护被殴的人。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土中国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老百姓认为,很多时候,法律在保护坏人,尤其是懂一点法律知识的坏人。它一方面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另一方面不能快速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没有那么简单,不是单靠制定法律条文和设置基层法庭就可以完成的,还得教化人民去运用法治工具,还需要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构建新的秩序,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也许,过程非常漫长。当法治秩序的好处没有在乡间体现出来时,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经先发生了。 雪莲认为,前夫是一个坏人,而法律偏向了他,所以,执法的法官、院长、县长、市长,所有不帮自己的人,都是坏人,至于官家人为什么都帮着前夫,武断的原因就是贪污受贿。一拨市长、县长、院长免职后,雪莲并没有因此得到宽慰,她的憎恨从芝麻变成西瓜,任何一句话、一个态度、一件事情,都会成为火花,点燃并激励着她,做着她认为正确的抗争,拼尽全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从来没有消除过,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直到现在,没有人愿意将公务员看作是360行职业中的一种,即使这个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工作者,不具备任何职务和级别,可以称得上是“官”的。 雪莲以自己的生活为代价,去寻求惩罚前夫的“礼治”。一批官员被免职,另一批官员害怕自己被免职,因为他们手中,仅有一部“法治”工具。 有些悲伤,不仅是雪莲的悲伤,也是乡土社会中“礼治”与“法治”接棒的悲伤。 楼层的保洁大姐来谢我。因为前几天,她在打扫厕所时,遇到了一个男人的不尊重。当时的大姐哭得好伤心啊,我拭了一把她眼角的泪后,心里一疼,脑瓜一热,强出头找到男人给大姐道歉……听到大姐夸我是个好干部时,我的笑是苦的。小小的楼层何尝不是乡土的社会,作为女人,无论年龄、相貌和职业,都该得到男女有别的界限尊重,中年的我,仍在失态与愤青,做些“法治”分外的事体,大约只是爱认个死“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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