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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照相的人,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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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貌庸常的人进去,一张光鲜明艳的照片出来,很长时间以来,这其中的变化我无论如何都想不通,尽管从上小学开始,我家就住在照相馆隔壁,而且可以通过照相馆那一扇并不高却很大的窗户随意进入照相馆,也曾多次在晚上看照相馆主洗照片。

从一开始,我对照相馆就充满了敌意,严格地说,是对那个照相的人极其讨厌。实事求是地说,照相馆主文化是个相当帅气的青年,国字脸,留着油光整齐的背头,夏天的白衬衣、春秋天的中山装和冬天的黄军大衣,还有一双雪白的高靴回力球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即便放在北京或者上海的街头,也是非常时髦的打扮,所以,他每次走在街上,都是众人注目的焦点。

文化照相馆是镇上唯一的照相馆,文化也就成了镇上唯一的摄影师。

我家从西庙搬到老街上照相馆隔壁的时候,照相馆已经存在了几年,只不过之前不熟,不需要也没有钱照相,所以从来没去过照相馆。

现在,照相馆后墙上的窗户正对着我家,那个神秘的世界也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

老街是一天逢集,一天背集,逢集的时候沿着老街的店铺全部打开,有供销社的,有商业联社的,有收购站的、食品站的,还有理发店、茶馆、饭店,连广播站的大门也在逢集那天凑热闹一样敞开大门,店铺门口,摆满了各种卖蔬菜、干果、水果、十三香的小摊,让本就不宽的青石板路挤得越发狭窄。赶集的人推着自行车,拎着篮子,拉着板车,吆喝着“借个光”从人缝中挤过来挤过去。谁的车子碰了别人一下,相熟的,互相笑笑,反倒是被碰着的人先说了句“没事”,双方各忙各的去了。不相识的,对方看一眼,嘟囔一句“咋弄的?”碰人的回一句“没事吧”,也就算了。

背集的时候,除了茶馆和理发店,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关门大吉,青石板长街一下亮堂起来,又长又宽。小镇有四个季节,春夏秋冬,对于老街,只有两个季节:逢集和背集。

逢集的早上,文化把一个镶嵌了好多照片的相框挂在街边,照相馆就算开张了。

文化的照相馆并没有临街的店面,而是一个胡同里的两间房子,巧的是,紧挨着一家杂货铺的后山墙,文化把一块绘在巨大白布上的水彩风景画挂在杂货店的后墙上(风景画无非是天安门、黄山,长城之类,那个时候最流行的风景),然后把一个帆布遮阳棚支起来,一个有模有样的摄影棚就鲜活了起来。

来照相的人很多,得排队,文化就一个人,先让顾客对着墙角的一面镜子梳头、整理衣服,然后在文化的指挥下,或站或坐在水彩风景画前,“胸脯挺起来”,“身子斜一点”……文化咋说,顾客咋做,做得不好,文化会走过来,不耐烦地摆弄着顾客的身体,然后,回到立在遮阳棚下那个木匣子一样的照相机前,握着一个和相机连着的气球,掀开照相机上的黑布,钻进去,瓮声瓮气地指挥顾客调整姿势,嘴里喊着“好,别动,别动,好”,手上一用劲,把那个气球猛地握一下,再钻出黑布,“好了”。

文化也不说话,转身就进了屋子,高高大大的,顾客也乖乖地跟进去。文化开始用浑厚的嗓音问顾客的姓名,要洗几寸照片、洗多少张、要不要上色,问完,一一写在一个小纸袋上,等客人交了钱,他再给客人写一个收据,“下一个逢集来拿”。

说完,丢开客人,转身又回到摄影棚里,五马长枪地吆喝,“下一个”。

我亲眼看到,镇长来照相的时候,都得听文化命令。那个神气。从那以后,我的志向不再是长大了当个镇长,而是当个照相的。

午饭前后,街上的人渐次稀少,也就“罢集”了。文化收起遮阳棚,从墙上取下风景画,把街边的相框收回来,门一锁,骑着自行车回家了。

文化的家在乡下,离老街78里路。他得回家吃饭,家里还有他老婆和两个儿子几亩地呢。

背集的下午,文化骑着自行车从家里赶来,在里面的房间摆开两个白色方形的搪瓷盘子,用水兑好显影粉和定影粉。然后,用布帘子把门窗严严地遮挡起来,打开昏暗的红灯,开始洗照片。

文化的照相馆没有厨房,需要热水的时候,就打开朝向我家的窗户,拎着两个水瓶跳过来,到我家借水。作为回报,他会经常邀请我到他的暗室,看他冲洗照片,高兴的时候,甚至允许我上手操作。看着一张洁白的相纸,在显影水中慢慢出现一个个人像,那种兴奋无法用语言表达,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对“无中生有”这个词有了深切的体会。

那样的过程,总是令人愉悦的。但丝毫不能改变我对文化的厌恶。

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街坊邻居都说文化借着照相的机会,乱搞男女关系。这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可是耍流氓哦。

的确,老街北头开理发店的老孙头的闺女春桃就经常往照相馆跑,只要她一来,文化就想方设法地给他拍照,还不厌其烦地换各种背景,还不收钱。而且,我有一次亲眼看见,拍完照后,文化拍了她的屁股,关键是,她竟然不恼,反而笑着转身拿小拳头捶文化的胸口。

街坊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统计起来,经常往照相馆跑的,大概有56个,春桃是跑得最多的一个。

有一天,文化从我家借了热水后,就把窗户紧紧关上了。恰好是个周末,我作业做完了就想去帮文化洗照片,但怎么敲窗户,文化都不开。我把耳朵贴在窗户上,听到里面有女人的声音,是春桃。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稀罕去他的照相馆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个红小兵,又红又专的人,谁愿意和一个臭流氓来往呢。

有时逢集,文化的老婆也过来帮忙。农村的女子,笨手笨脚的,所以文化从不对她有过笑脸,做的不好的时候,对她大声呵斥。女人便讪讪地丢开手,去做另外的事。

说起来,春桃在镇上的名声的确很糟糕。初中毕业,不愿跟她父亲学理发,整天在家闲着,东游西逛,偏偏人又长得不赖,各种风言风语便风生水起起来了。根据传说,镇上有头有脸的几个人,比如镇长,供销社主任,派出所长,都和春桃有一腿。谁知道呢。

照相馆是美丽的象征,爱美的人,总希望能拍出些靓丽的照片来,哪怕用来找对象,也会加分。如果能出现在文化当做招牌的相框里,逢集的时候挂在街头,那得多么风光。

春桃就有一张。梳着披肩长发,踩着高跟鞋,站在天安门的背景画前,推着一辆自行车,头微微侧着,面若桃花,妩媚又不失英武。很显然,那张照片被文化精心修过,用水彩给她涂上了淡红的唇和腮红的脸,脖子上的丝巾也涂成了鹅黄色。

传言多了,就传到了文化的老婆耳朵里。

一个背集的下午,文化照例来照相馆洗照片。问我家借水的时候,我妈发现他的脸上有被手指抓伤的印子,问他,他说是干农活时被树枝刮的。

文化和我大哥年龄相仿。大哥当时是下放知青,在一个村子里当民办教师,每次回家,只要文化在,两个人就有说不完的话。有一次,我去大哥的房间,发现文化还有另外一个知青正在和大哥高谈阔论,他们谈的,竟然是《基督山伯爵》、《红与黑》、《青春之歌》!

一个臭流氓,竟然谈当时最流行的小说,我大哥那么清高的人,咋可能和臭流氓同流合污呢。

多年之后,我从大哥那里得知,文化其实是个文艺青年,读过不少书。正因为如此,他对父母给他订的这门亲事很不满意,一个文艺青年,怎么能娶一个不识字的老婆呢?《人生》里的高加林为啥抛弃巧珍,去追求黄亚萍,不就是因为巧珍虽然善良却目不识丁,只有在黄亚萍那里,高加林才找到共同语言。大哥是理解文化的。

那一次,文化脸上的伤,就是他老婆听了文化和春桃的传言后,发生了争执,一气之下,把文化的脸抓伤了。

从那以后,文化经常在照相馆彻夜不回家。不止一次,我上早学的时候,天还没亮,却遇到春桃满面春色地从照相馆出来。

一天,放晚自习回家,看到大哥和几个知青在文化的照相馆里喝酒,菜是从饭店叫的,酒是大哥买的。几个人喝得兴高采烈,他们谈论的话题也海阔天空,从古诗词到历史,从国内时局到国际形势,声音越来越大,给他们送开水的时候,正好看到文化在背诵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他站在桌边,白衬衣的袖子高高撸起,用手把背头向后一捋,“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在皖北那样一个偏僻的小镇,被街坊们视为臭流氓的文化,竟然用普通话朗读,!而且,不得不承认,他的声音浑厚响亮,和平时说话判若两人。

那一刻,我眼中的文化惊为天人。我拎着水瓶,呆呆地站着,听着他用“涡(阳)普(通话)”朗诵我并不熟悉的诗歌。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朗诵到这一句时,我看到,大滴的眼泪顺着文化喝得通红的脸滚落下来。

那天,他们几个人聊了一宿。

初中毕业,我去外地上高中。文化免费给我拍了照片,一寸二寸的各洗了10张,还送给我一个笔记本,扉页上,他抄写的就是普希金的这首诗。

我高中还没毕业,文化就关了照相馆,原因是街上又开了一家照相馆,而文化的老婆又多次来照相馆闹事,搬个板凳坐在摄影棚下面骂,骂文化混蛋,骂春桃破鞋。这一闹,谁还来他的照相馆照相呢。

关闭了照相馆后,文化老老实实地回家种地去了。而春桃,也嫁到了县城,她的男人是客运公司的司机,听说是在她坐班车时认识的。不久,客运市场放开,他们夫妻承包了我们镇到县城的客运班线,男人开车,春桃卖票,日子过得还不错呢。但街坊们似乎不愿意饶恕春桃,背地里说“她男人挣再多的钱管啥用,还不是戴着绿帽子挣钱?”

我也多年没见过文化。

前几年,有一次回老家,在涡阳县城办事,路过一家铝合金门窗店,正在低头切割铝合金材料的师傅突然抬头盯着我看,我也觉得此人有些面熟。师傅拿下老花眼镜,嗫嚅地问,“你是不是小五子?”

能叫出我小名的人,无疑,是我的街坊邻居。

我问,“我是。你是?”

“我是文化呀,开照相馆的,你小时候经常来玩的”,师傅的眼神突然亮了起来。

他是文化?曾经的乌黑油亮的背头全然不见,几乎成了秃瓢,微微露出的发茬,已经灰白,一身锈迹斑斑的工作服又宽又大,脚上的皮鞋皱褶得像一条奄奄一息的鲶鱼,脸上的皱纹层层叠叠,褶皱里藏着洗不掉的黑灰。

那个站在桌边,乘着酒兴朗诵诗歌的文化,竟然被时光雕刻成了一个沧桑的老人。

我递过香烟,文化接着,用黑色的大手点着,往日的记忆在烟火的明灭中一点点被点亮。

他说,种了几年地后,觉得日子不能这样耗着,他就来县城打工,先是在一家建筑公司学焊接钢筋,后来盘下一个小店,做起了铝合金门窗生意。

一个女人,从店里走出来,端着一杯茶给我,又把一个被茶渍浸得发黑的水杯递给文化。

我说,“文化哥,这么多年,你竟然没换人。”

文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孩子都这么大了,成家立业了,还换个啥人。过日子嘛,跟谁不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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