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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可能成为李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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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星死了。如果他没死,知道他的人一定不多,也许你会见到他,不过是面带青涩的职场新人中的一个,走在街上,和一个房地产销售人员、保险推销员、外卖小哥没有什么区别,或者,他就是我们村子子走出的、却不愿也不能回村就业的一个大学生,你我的邻居而已,甚至,可能是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孩子。

现在,李文星死了,更准确的说法是,他的尸体被发现了,时间是2017年7月14日;地点是天津静海区的一个水坑。

谁杀死了李文星

资料显示:李文星1994年出生于山东德州的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985高校——东北大学资源勘查工程专业。2012年当他以630多的高分考上东北大学时,曾担心家庭困难,向父亲提出不上大学,但被父亲拒绝。

2016年大学毕业后,考虑到“离家近一点,可以照顾父母”,李文星并不想找个与本专业有关的工作。

之后的案情,基本不需要复述太多:5月15日,李文星在Boss直聘的平台上发出了自己的简历;经过简单的交流,5月19日,他收到了北京科蓝软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聘用通知函;一天之后,他从北京前往天津入职,然后只身一人落入天津静海的传销窝点;7月14日,他的尸体在天津静海区的一个水坑里被发现。

那么,这个案件当中至少涉及几个环节:Boss直聘平台,北京科蓝软件公司,以及那个后来被证明叫“蝶蓓蕾”的传销机构。

那么,是谁杀死了李文星,或者说,谁该对李文星之死负责?

事发后,北京科蓝软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表示,BOSS直聘上招人的“人事部薛婷婷”和offer提到的联系人“人事行政部王文鹏”并不是该公司员工。此外,北京科蓝软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称,他们的邮件都是通过企业邮箱发送给求职者,而不是个人的QQ邮箱。

发现李文星尸体的水坑

言之意外,李文星之死,与他们无关,甚至,他们也是被李鬼假冒了的李逵,他们很冤枉,很委屈。

而负责发布招聘信息的BOSS直聘CEO赵鹏通过媒体称,平台执行的“只发一个职位,资料合规,可以先发;不触发举报,可以招聘”这一机制,存在很大的问题,“不能及时更新这个策略,是我们的问题”,并且称之为教训,“对于李文星的去世,我们非常的沉痛和遗憾”,而对于责任问题,则闭口不谈。

这样的态度表明:他们与李文星之死无直接关系。就像媒婆,只负责把男女牵线,至于能否成为恋人、婚后日子过得如何,这不是他们的事。

所以,他们才非常官方地表态: BOSS直聘在得知相关情况后,第一时间将有关的数据提取并保存,以便随时配合案件调查;“在一切水落石出之际,依据法律应当承担的一切责任,我们都愿意彻底承担。”

而行业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类似发布虚假职位钓鱼的情况,已经是招聘网站公开的秘密。 

好了,现在只剩下“蝶蓓蕾”公司了。至今,未见这个机构发声,事实上,作为一个呗屡屡打击的传销机构,它当然不敢发声。

说它屡屡被打击,是因为,早在2006年,“蝶蓓蕾案”就已经被定义为“全国最大传销案”,涉案者多达50余万人,涉案金额20亿元,可惜直到十一年之后,它仍然在全国的许多角落里滋生着罪恶。

打了11年,不但没有打掉,反而让传销组织有恃无恐,甚至发展到残害性命的程度。

到底是打,还是“养”?

而就在李文星遇害的几乎同一时刻,静海区政府还通报了一起针对传销窝点的精准打击,声称一举抓获“蝶蓓蕾”传销组织高层人员7名、传销骨干人员25名,缴获、冻结赃款100余万元,成功将这一传销组织连根拔起。

好一个“连根拔起”。

如果没有李文星时间,发布把传销组织“连根拔起”的部门会不会因此被树为“打传典型”而被表彰?

传销人员丢下的资料

根据天津警方发布的消息,涉嫌谋杀的几个人已被抓获,而且都是传销组织成员。按照案情分析,就是一起刑事案件,几个犯罪嫌疑人肯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但,如果仅仅这样处理,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李文星白死了!

或者说,这样的责任划分,不科学,不合理,也不合法。

现在,具体地说谁是李文星之死的罪魁祸首,还为时过早,有待于警方最后的认定。但有一点事可以肯定的:涉事的每一个环节,都难辞其咎,无非是责任的大小而已。

除此之外,还有隐形的杀手以及助纣为虐者,己方不自觉的联手,制造了一个刚出校门的985毕业生的惨死。


传销从来不曾走远

正好在读张宏杰先生的《饥饿的盛世》,用相当的篇幅讲述了乾隆时代的“文字狱”,其中一件,在我看来,算不得文字狱,更像是一桩传销案件。

乾隆要求地方官严查民间的书籍,凡有可疑或接到举报,务必上呈御览。河南地方差役查到几个山东人携带“邪书”在河南临颍县传八卦教。河南巡抚政治觉悟不够高,翻了几遍,没发现查获的《训书》有什么悖逆之处。但他水平不高,态度倒还端正,派人把“邪书”送到京城。

要不说一级领导一级水平呢,乾隆细细阅读一边,立刻发现了问题:书中有一个字被涂改过!乾隆敏锐地发现,其中有一句“平明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时”,当中的“明”显然是“胡”字改成的,笔法不一,且有痕迹。

这还得了,标准的反清思想啊。影射清统治者为胡本身已是忤逆,这句话还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一样的谋反倾向。

在乾隆彻查到底、严惩不贷的死命令下,地方官不敢掉以轻心,结果,真的揭开了八卦教的秘密。

早在康熙年间,山东人刘佐臣创立了八卦教,被教徒称为“太阳神”,又叫“圣帝老爷”,信徒们每日向他磕头三次,每年上供五次,每顿饭前都要向他献饭。他之所以能够让信徒们对他俯首帖耳,就是对外宣称宇宙三世分别由太上老君、释迦摩尼和孔子掌管,而他刘家就是孔子转世,是掌管最后一世的“收元祖师”,要求教内分尊卑、明长幼,以儒学纲常为教内纪律,教徒必须愚忠于教首。

传销人员丢下的垃圾可以想象他们的生活

这个教派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敛财系统。教主之下,设8个卦长,每卦下设6个爻长,再往下是真人、流水、点火、全仕、传仕、麦仕、秋仕等。卦长像地主收租一样,定期向下属收取费用,然后送到山东刘家。教内,谁手的土地多、敛的财多,封的教职就高。因此,教职人员纷纷向下属层层盘剥。这个金字塔结构和传播方式,其实就是传销——出售的看不见的职务和“来生”,并用职务建立其上下线关系,层级越高,获得的财富越多。

为了敛财,他们创立了名目繁多的由头敛财:收徒弟要收钱,作会要收钱,封职务要收钱,教主过寿要收钱,其他的还有根基钱、跟账钱、种福钱、四季钱、香火钱等等,“以出钱多寡定来生福泽厚薄”。

从康熙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八卦教存在了100多年,刘家充当教首已传承五代,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底细秘密宗教王国,势力遍及数省,“从其教者动辄千百人”。在掌控了雄厚的资本之后,他们产生了也信,要“火焚幽燕”,“平胡”才是最终目标。因此,这个八卦教既有传销的性质和组织结构,同时又是一股潜在的谋反力量。

连乾隆本人都没有想到,大兴文字狱的副产品,竟然是发现了这个危险的组织。

结果,可想而知:龙颜大怒之下,地方官不敢懈怠,以雷霆之势把这个组织连根拔起,该杀头的杀头,诛九族的诛九族,下大狱的下大狱,反正。满清的地盘上,绝不允许这样的组织存在,八卦教瞬间烟消云散。

专制制度有种种罪恶,但最大的好处就是,一旦皇帝下了死命令,八卦教这样的邪教组织立刻被真正“连根拔起”,否则,有关方面的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就可能被“连根拔起”。这样的效率,不得不承认。

由此可知,传销并不是今人的首创,而是早在封建时代就已经存在,今天的传销是以子虚乌有的“蝶蓓蕾”、“1040工程”等为道具,而古代传销的道具,不过是“来世”“福泽”等虚无缥缈的东西,包括黄巾军、陈胜吴广起义,借助的都是这些花招。


我们都是李文星

不能不想起魏则西,那个同样是985高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魏则西求医无门,才轻信网络;李文星是就业无路,所以掉进了职场陷阱。他们两个人,以生命的代价将一个黑暗的现实角落呈现到我们面前。这个黑暗,你可以说存在于网络,但网络也是现实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更是一个黑暗得叫人窒息的现实。

有媒体称他们为“殉难者”。

我绝不赞成他们两个是“殉难者”的说法,没有那么悲壮,有的,只是悲伤和悲愤,他们只能被称作是“死难者”。因为,“殉”有两个含义:1、为了某种目的而牺牲生命,比如“殉职”“ 殉国”。魏则西和李文星只不过是要活着,如果说这也是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活着,难道一定要以死去为代价吗?2、古代用人或物陪葬,如“殉葬”。显然,这两个人也不是,因为“殉葬”的前提是有人死在前面,但魏则西和李文星死后,那些导致他们死亡的人和事并没有死,依然像幽灵一样躲在暗处和网络背后,随时待机而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咬死其他的无辜者和无知者。

“打传”,不仅要有势,更要有“实”

在戕害他们生命的所有的环节背后,只凸显了两个血淋淋的大字:资本。

这一次,资本是以扭曲的、畸形的传销形式从黑暗中蹿出,咬住了李文星,并拖进了死亡的深渊。

这次,是发生在天津。

有人说,“中国传销看天津,天津传销看静海。”这句话显然缺乏调研支撑,所以站不住脚,或许,只是深受其传销之害的天津人夸大的说法,外地人一定不同意,因为,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传销人的影子。

2015年,网上流传一个“全国十大传销省会排名”,合肥力压南宁和武汉,稳坐第一把交椅。甚至,在网上,有人直呼合肥为“传销之都”。7月底由省工商局、省公安厅、省文明办和省综治办联合发布的“2016年度安徽省无传销城市”中,安徽16个市中有15个上榜,唯一落选的,就是省会合肥。

我所在的小区,曾经租住过大量的传销人员,每天上午,他们在小区里百无聊赖地游荡,这些面色苍白、神情茫然的青年男女,操着不同的方言,低声交流着,偶尔抬头看着路人,那眼里,立刻充满着攫取的光芒。在我办公室的楼下,是被称作合肥地标的天鹅湖,几乎每天,都有三三两两的人在湖边漫步,领头的人对着湖边的雕塑、建筑、景色指指点点,在他们如簧的巧舌下,那些雕塑和建筑都有了和“1040工程”想对应的寓意。

我曾亲眼目睹过,就在我居住的小区,曾经发生几百名传销人员和“打传办”执法人员持械对峙、打斗的案件。

传销人员之所以集居在我所在的小区,是因为那个小区入住率很低,很多业主把房子出租给传销人员。只要能收到不菲的房租,他们才不管房客从事的是什么营生。

于是,传销人员和业主、房东和平共处。

在李文星事件的报道中,我注意到了这样的描述:李冬(化名)是李文星的被困室友,他通过痛下决心将自己的腿打断才逃了出来,根据他的描述,“有一次十几个人在野外坐着,警察得知消息赶了过来,可能是有人报警了。但附近的村民却给导( “导”相当于一个传销小团队的负责人)通风报信,在警察来之前,我们就被转移了。”

甚至,在静海,传销还催生了另一种行业,“捞人”。 “就一天时间,找到就找到了,找不到也帮不上别的忙,一万块钱,一手交人一手交钱。”

如果说村民的通风报信是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为蝇头小利做出的愚昧举动,那么,“捞人者”为了暴力惘顾法律的刻意而为,则是传销这棵变态之树上寄生的“恶之花”。

那么,那些对传销打击不力却敢于言之凿凿对外宣称“连根拔起”的有关部门和政府呢?打了11年却让“蝶蓓蕾”们春风吹又生的打传人员呢?

不作为,有时候比冷漠的看客更让人心寒,而不作为本身,就是对恶行的变相纵容和放任。

能说这些部门、这些地方、这些人没有责任?

李文星不过是一个试图跳出寒门的农家子弟,事实上,他的第一步做到了。考上了让人艳羡的985高校,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开始。但谁也没有想到,在他迈出校门的那一刻,还没来得及放飞,他的天空就下起了雨,血雨。

而他的悲剧,仅仅肇始于一个朴素的愿望——求职。

传销已经成了社会的一个毒瘤,如果不采取措施,铲除传销的土壤,那么,下一个成为李文星的,就是你,是我,是他。

果然,新闻显示。7月14日,也就是李文星的尸体被发现的同一天,李文星的老乡、25岁的内蒙古科技大学毕业生张超的尸体又被天津警方发现,警方披露的原因,依然是“误入传销组织”。

两个山东的孩子啊。是否可以称之为“鲁难”。

古人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现在,一个必须直面的现实是:传销不死,带来的不仅是“鲁难”,而是一代人的“难”,是国人之难。

如果传销不被彻底铲除,下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我,是你,是他,是我们的亲戚,邻居或者家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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