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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家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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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不学画,我和闫玉敏老太太,恐怕一生中都不会有什么交集。

几年前我逛博物馆,适有界首陶瓷展,扫尾收摊时,我花一百块钱买了个笔洗。说明书上说是雕塑工艺大师闫玉敏的作品。这张说明书我放了几年都没舍得扔,于闫玉敏,却仍不知其人。


2014年底,老作家石楠先生来肥开会,我那天看了画展后顺道去看她,三讲两讲便说她要去看个人,闫玉敏。说闫帮她雕了个头像,还不肯让她付钱,去年她又病了三个月,她得去看望一下。这闫玉敏是我那个笔洗的设计师吗?因我开车来,便让我送她过去。好家伙,石楠先生一介绍,这才知道闫玉敏真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雕塑界,似乎都知道,惟有我不知。


闫老就住在省博边上一幢旧房子里。她的工作室也就在省博后面。我无数次路过,却又从未进去的一个所在。因为那里还有一个文物局,非遗中心也设在那。


所谓大师,也只是一个声高气昂却垂垂老矣的八旬老太。走在街上,谁也不会多投两眼。


闫老声明说那笔洗未必便是她设计的。界首很多陶瓷厂都是打她名义,而和她毫不相干。


那天去的那住处,其实也不是闫老的房子。是她弟弟闫玉琨的。她弟弟人在美国,偶尔回来住一住。客厅一角摆着李白雕塑。卧室里挂着一幅字,苍劲而拙朴,甚得我欢喜。便问是谁写的?老太说,是孩子她爸爸写的,刘去病……名气也蛮大的呢。闫老说她有个工作室,就在博物馆里,要看作品得到那里去。


于雕塑这一行,我知之甚少,也是接触不多的缘故。虽然去朋友黄震工作室也曾参观过,他也是做雕塑这一行的,可对雕塑还是识之甚浅。前一天,闫老正被另一家纸媒大幅报道着。报纸我没看,只是听说。我回家后,写字画画间隙,偶也上网,扒一扒闫老的新闻和旧闻。这一扒,便多少知道一点她的故事了。


上海资本家的大小姐。央美首届雕塑系毕业。还读到研究生。为徐悲鸿守过灵。刘开渠是她老师。范曾韩美林都是她学弟。给马鞍山市做李白雕像时,沈从文是她服饰顾问。因为执意要嫁给打成右派的大学同学刘去病而被发配到安徽。但两人“文革”期间却又最终离婚。刘去病现在是中国美院教授,住在杭州。闫老太还曾去敦煌工作过三年,并参加过毛主席纪念堂的雕塑设计。陈胜吴广起义大型雕塑作品是其得意之作。自己是雕塑艺术家,前夫刘去病也是,弟弟、女儿、女婿甚至亲家也都是吃雕塑这碗饭的。一门尽雕塑。


这样的家庭,整个中国恐怕也很少有。她的雕塑工艺大师,是后来评的。她老早便是一级美术师,也是雕塑工艺大师的评委。有人跟她说,大师的称谓听起来好听多了,民间就认这个,闫老你也去评一个吧。于是闫老后来也评了一个。


闫老既无豪居也无豪车,不像是个成功的艺术家。她的工作室,是安徽省博物馆三十年前用三千块钱盖的草房。至今没挪过窝。而雕塑工作室聘用做模具的工人老程,也跟她三十年了,工资一直由闫老个人支付。


这样的老太,看起来和庸常老太没什么分别,但一聊起天来,你就知道碰到对手了。和她越聊天,越觉其可贵。

2

陪石楠见她第一面后,我又联系过她两次,都说有安排,让往后推。等我不再联系她时,闫老又突然电话过来,说她终于有空了。于是说定次日上午去参观。


那天去的还有艺术家王金萍,她破天荒比我早到,这事发生在“迟到大王”身上,似乎也很不寻常。


我那天也破天荒头一回使用手机录音采访,全程录了一个多小时,制作了几个文件。因为是录音,我写这篇文章也便有些困难。先得把录音整理出文字,这便花费我几个小时了,然后再据整理文字写成文章。这篇文章写起来便出奇地慢。


闫玉敏父亲年长母亲十岁,他是河北冀县人,有过婚史,原配是地主家女儿,颇有些脾气,而她父亲是学徒出生,跟着堂叔做生意起家,当时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他和原配育有一子,但婚姻生活颇不顺心。后来他在朋友家见到了他妹妹,那是个江南美女,时年十四、五岁,当时正在糖厂包糖纸。这便是闫玉敏的母亲。

父亲看上她母亲后,先让她母亲去读书,又给一笔钱让这一家开个小杂货店。她母亲插班进一个教会学校读书,在这里认识了前香港特首董建华的母亲,俩人日后结拜成好姐妹,关系亲密,往来频繁。闫玉敏叫她“董家妈”。几十年后,成了雕塑家的闫玉敏,应母亲要求,给“董家妈”做了个头像。我在闫玉敏工作室里看到了这尊头像。


父亲几年后把十八岁的小姑娘娶进豪门。这个女人给他生了5个女儿、2个儿子。和他一辈子恩爱过日子。而地主家小姐,则被父亲一直冷落在天津。闫玉敏是他们的头生女。


闫玉敏父亲的实业后来做得很大,上海有两幢别墅,浦东还有地,仓库。天津有很多房产。北京也有。他是做木材和竹子的,把南方的货运往北方。董家做船运,他们之间在生意上恰是互补的关系。1949年大陆易帜前夕,董家决定去香港,搞船运的嘛,他们劝闫家也去,但闫老板却选择留在大陆。两家命运自此彻底改变。


困难时期,董家妈还给留在北京的闫玉敏父母寄过奶粉和票证。因闫家和海外有通信往来,“文革”期间遭遇抄家,闫家父母也被赶出京城。“文革”结束后,闫家妈和董家妈又取得联系。


1988年,应母亲要求,已成著名雕塑家的闫玉敏在百忙之中抽空为董家妈做头像雕塑,此时董家妈已去世,遗憾的是,等几年后头像做成之时,闫家妈也去世了。

3

一个大小姐,却选择做极苦极累的雕塑艺术,有什么原因吗?


闫玉敏1951年报考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前身是国立杭州艺专,1958年更名为浙江美院,现在是中国美院),她想又苦又累的雕塑,肯定不太有人报。果然,她不但考上了,还考了第一名。


那一届雕塑班,才招7个学生。女生只她一个。


六十多年前美院录取学生如此之少,现在是想像不到的。整个美院也就一百多学生。


报考美院容易吗?她说哪里啊,人山人海,很不容易的。当时便有考生说,如果考不上就跳西湖了。闫玉敏此前已在北京京华艺术学院(私立)读过一年美术专业,也算有点基础了。

做了一辈子雕塑后,对雕塑这一行的评价,闫玉敏仍用“极苦极苦”来形容。她说她嗓子天生的好,好得不得了,在京华艺术学院读书时,音乐系老师听到她嗓音后,便来动员她转学声乐,她那时也不懂,觉得唱歌没什么学问,还不如画画好歹也算是门手艺,可以混饭吃。现在想来真是可惜了。要不然,她也有可能像王昆郭兰英她们一样唱出大名来。


有同学并没去考公立学校,而是继续留在京华艺术学院就读,这个学校后来被并入央美。而她考上央美华东分院后,她们专业后来也被并入北京的央美。


考上美院后,闫玉敏先去安徽土改一年。土改结束后,回学校只上一学期课,1953年春,工艺美术系师生50多人整体北上央美。1954年为成立中央工艺美院做准备,央美成立装饰雕刻研究班,那个班也就4个学员,生源中有助教,有三年制毕业生,三年级学生只有闫玉敏一人。可才学2年,社会风气大变,装饰雕刻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又被解散了。闫玉敏便插班进了5年制的班。这一届五年制学生中有朱乃正、傅小石。朱乃正是学油画的,傅小石在版画班。闫玉敏进的是雕塑班。


从1951年考上美院,到1959年毕业,闫玉敏受到了完整的学院训练。她北上不久,老院长徐悲鸿便因脑溢血去世,央美全体学生都抽签参加守灵。闫玉敏说她见过高坐在主席台上的徐悲鸿,但徐并没给他们上过课,故印象也稀少。刘开渠虽是雕塑大师,在美院也挂职,但学生们也很少见到,他当时正忙于做人民英雄纪念碑,偶尔才在特殊场合一遇。倒是徐悲鸿学生、留法归国的雕塑家王临乙先生教他们最多。

4

因为爱上了已被打成“右派”的大学同学刘去病,闫玉敏在毕业前夕频频挨批,学校还组织专场批斗会,要她交代为什么会爱上“右派”?因为闫玉敏坚决不愿意分手,还给她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毕业后,她被发配到安徽刘去病的家乡来工作。而刘去病本人,则在浙江美院接受批斗。


他们的恋爱,算得上凄风苦雨。那个时候的闫玉敏每次接到刘去病的信,都要哭成个泪人。她室友便说,你这哪里是谈恋爱呀,眼睛都要哭瞎了。但刘去病自从知道闫家生活困难后,便主动要求给闫家寄钱(每月20元),一寄便数年,后来他工资一减再减,实在无钱寄了,便恳请父亲帮他寄这笔钱。刘父这才知道儿子偷偷寄钱的事。当时刘去病牢改被下放农村,只发生活费20元,这已是最低生活费了,刘父知道后便禁止儿子再给闫家寄钱寄信。

刘去病父亲刘慎旃先生,安徽巢县人,著名书画家、鉴赏家、版本目录学家,与黄宾虹、沙孟海和张宗祥均有交往,尤与黄宾虹关系甚好。他三十年代毕业于上海美专和新华艺专,专攻花鸟画。和傅抱石、童雪鸿都是同学。当时傅抱石劝他去日本留学,因他家境优裕,对出国不感兴趣,便没走。解放后一直在浙江省图书馆工作,从事古籍的征集整理工作。2009年,刘去病整理编辑父亲的《刘慎旃自书诗册》在西泠印社出版。据闫玉敏介绍,这刘家也是个门庭显赫的家族,他们是成吉思汗小儿子的那一支后裔。迁居巢湖已数百年,祖产甚多。刘去病本名刘吉人,年少时生过一场大病,让他吃了不少苦头,脸上有些破相,便改称“刘去病”。


“文革”期间闫玉敏被逼和刘去病离婚后,改嫁给一个老党员。但她一生最爱的还是刘去病。


刘比她高两届,也是学雕塑的,颇有才气。她到杭州入学时,刘是学生会主席。在欢迎舞会上,刘去病请她跳了两支舞。她说她不会跳,刘便温和地说,音乐你懂吧?只要跟着节拍跳便行了。就这样,他们熟悉起来了。1953年她北上就读,而刘去病也在毕业留校后不久去北京的专家班学习。在北京期间,他们来往频繁,谈起了恋爱。恋爱不久,刘便因言论获罪,被打成“右派”。

5

闫玉敏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让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这篇文章发表一下。“我只要发表这一篇文章”,老太太说。                 


……一九六二年下决心同刘去病结婚,由5月份开始打报告,当时淮海战役烈士纪念碑的凌处长他是我们雕塑组主要领导。他找我谈话,要我考虑再三,这是一辈子的事,要嫁给一个“右派”,你考虑了今后的处境没有?这是他的好意。他一直做我的思想工作,劝说,我都不听。态度依然坚定,使凌处长很不高兴,最后说那么你写份思想检查送上来,一次通不过,又第二次,直到第三次,快到国庆节了,这才给了我一份同意结婚的介绍信。


我高兴地带了介绍信到杭州,听说学校也议论很多,晚上回到刘去病父母家,刘去病说:“今日在校遇到莫朴院长,他问闫玉敏这次来真的同你结婚?”我点点头。莫朴院长说,那我们这些“右派”有希望了。

我们的结婚很简单,没有任何仪式只是把结婚证领来了,而且我也没有敢告诉我的父母弟妹们,怕她们会担心我。我们是在刘去病父母家结婚的,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我记得领过了结婚证,我给自己买了许多白色的粉色的昌兰花,我喜欢这种花,因为她的生命力很顽强,永远是盛开的欢乐的高兴的,一直开到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朵花。


我自己祝贺自己,自我高兴。当我回过头去看刘去病时,他沉闷地坐在那里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哭得这么伤心,我想主要因为他今年又没有希望摘“帽子”了,他多么希望能摘取“右派”帽子同我结婚,而我们的婚姻又不知今后的前途如何?


那时真没想到我们两个的路走得这么凄惨。难以诉说的悲痛、心酸。


一场“文化革命”就像海啸一样把我们艰辛搭起来的小家冲得无影无踪。


在结婚的当时,我天真地去安慰他说:这“右派”帽子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年轻,用我们的双手劳动,我们有一颗真诚善良的心,用我们的作品来向社会表明,我们不是反革命,作品会为我们讲话的,我们不求当官,不求不劳而获的荣誉,我们用自己的艰辛来取得成功,不必在意那顶“右派”帽子,让它总是影响着自己心情,活得太苦了。


因为我是通过1959年我的毕业作品《渔歌》浮雕的成功经验来劝说刘去病的。


因为当时我也经常挨批斗,说我同刘去病划不清界线,给我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


自刘去病回杭州浙美去劳改后,我默默地用功努力,完成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厅的浮雕工程,之后,我又努力地做完自己的毕业创作《渔歌》,得到吴作人院长的肯定,并有文章刊登在1959年9月的《光明日报》上;当时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美术》等报刊全发表了《渔歌》。

当时我感到只要你有好作品,会证明你是爱国的、爱人民的,不是反革命。


在一九五九年九月虽然作品成功了,但是雕塑系对我又开了批斗会,临毕业了再为我开一个专场批斗,主题是要我交待为什么一定要爱刘去病这个“右派”?


我很难回答这些问题,我只说他有很多我不具备的优点,另外我们两个人相处,双方都是用心在相待,这一条一直到几十年后的至今仍然如此。


尽管我们各自经历了多少急风暴雨,多少苦难。只要我们相处在一起,仍然是那么的友好,那么的理解,有那么多的话题可以交谈。他经常向我谈起女儿小时候的情形,因为女儿是他带大的,带到三岁。


在1999年冬天,女儿车祸大腿骨折,住进医院,他由杭州赶到合肥,我由海南赶回合肥,我们都在女儿的病房里看护着,当我们安排好护工的看护工作之后,晚上回宿舍已是大雪纷飞。


当我在厨房做好了晚餐请他吃晚餐时,找不见人了,于是我向房外找去,只见他顶着大雪在打扫那满地雪飘的台阶,他见到我说,如不把台阶上的积雪扫去等成了冰把你滑倒了那你真够苦的;女儿住院,你再住院,谁来照顾你们啊!


当时我感激得眼睛也湿了。


节日,他来看女儿住上一段日子,他写稿子时什么都不顾,我会小声的给他倒盆热水请他泡泡脚,他想洗澡时我会请保姆将澡盆给他洗干净,放上满满的水让他洗个愉快的澡。


当女儿生了小外孙女他来看她,他将小外孙女抱在怀里,我站在另一房间的房门边偷偷地看着他,又让我出现了他抱着女儿三个月时的样子。


就像电影,要不是把我们的日子全剪掉,而是把我们的日子全接起来该多好!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小外孙女,我们的女婿,一切全是我们的亲骨肉!……


这文章是她2007年写的。我删了一个头和一个尾。文字我也没动,就这样,保持原样吧。

6

闫玉敏广受好评的毕业作品《渔歌》浮雕,就放在她工作室的二楼楼梯口上方,我们都见到了,真的是一幅美轮美奂的作品,让人怦然心动。她说这是她一生中最好最完美的一件作品。


为创作这件作品,她去宁波一个渔岛体验生活一个月。返程时,她还偷偷去看了正在浙江金华劳改的刘去病。回学校后,人家在台上开批斗会,她就在台下做这件作品。她想作品会说话,是不是爱国,不需要嘴巴说,有作品便够了。这个作品本来被全国十周年美展选上,要来抬作品了,系主任滑田友说这件作品不准参加全国美展。但老院长吴作人后来在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却提到了这件作品。


闫玉敏央美同学中,打成“右派”的有傅小石、朱乃正。傅小石的遭遇比刘去病还惨。这个和闫玉敏同龄的艺术家,先是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入狱十年,摔断了腿。出狱后不久又因过分激动患脑中风,四肢仅左手不残。后用仅剩的左手画画。2011年睡梦中再度中风,2017年去世。比他们小3岁的朱乃正,打成“右派”后去青藏高原工作了二十年。他日后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油画家。77岁时去世。

闫玉敏先后参加过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工程、建国十周年民族文化宫大厅浮雕、淮海战役纪念塔浮雕、敦煌莫高窟佛像复制工程等重大雕塑工程。1973年为安徽马鞍山李白纪念馆塑李白像,由郭沫若审稿,沈从文、刘开渠定稿。1984年完成《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纪念碑》,后被中国邮政1991年7月选为纪念邮票全国发行。1994年创作出中国第一件大型烧陶艺术品——水月观音像。代表作品有《渔歌》、《李清照》、《李白》、黄山《徐霞客》等等。而刘去病呢,参展和发表的作品有雕塑《齐白石》、《黄宾虹》、《张钟景》、《陆游》、《杨白劳》、《少女》、《白居易》、《苏东坡》等。这一对夫妇,如果不是政治不是“文革”,不会分手,他们的生活也不会碎成那么多碎片。他们贡献给社会的作品应该会更多。当然,他们的晚年生活也不会孤苦。现在,一个在杭州,一个在合肥。都是老单身。


“文革”时,刘去病被关进牢里,再度失去自由,闫玉敏一个人拿59块工资,要养活一大家人,包括父母和弟弟、女儿。她如果不和刘去病离婚,她就不能留在安徽省博物馆工作,收入也要锐减,这一家人就可能无米下炊。思前想后,她只好忍痛和刘去病离婚。为“漂白”自己,后来她改嫁给一个老党员,但这个婚姻并没维持几年。

7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全国抽调一批雕塑家到北京参加毛主席纪念堂雕塑设计,安徽抽调的是闫玉敏,在一起工作的多半都是他们这一批老同学。


有一个同学,和闫玉敏住一个房间,有天拉着闫玉敏到厕所,小声说,“闫玉敏,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刘去病还活着”。说是有同学告诉她的。闫玉敏和刘去病的爱情当年闹得全美院人都知道。闫玉敏回答说,“哦,活着,那倒是不错的。”


1980年,江丰院长出来了,当年刘去病被打成“右派”,跟他也有一些关系。江丰一放出来,闫玉敏一个同学就问,“刘去病什么情况呢?“朱乃正从外地回来,他们一起去看江丰,说刘去病还关着呢。江丰便拍了桌子,马上打电话给浙江美院负责人,要他们赶快把刘去病捞出来,说浙江美院没有理由再关他。


刘去病出来时,闫玉敏不好再过问,她那时候已经再婚了,尽管她这段婚姻很快又结束,但毕竟回不过去了。


但刘去病出来后,还是要求跟闫玉敏复婚。闫玉敏也应女儿要求,去杭州看望他。可没想到,俩人关起门来时,刘去病却像变个人似的,他埋怨闫玉敏离了婚还改嫁了。

这样的刘去病,让闫玉敏有些难以接受。期间,刘去病也曾经有过两次短暂的婚史。他们后来都先后离掉婚了,但也没能再复合。晚年的刘去病孤身一人住在杭州,靠保姆照顾着。几年前,闫玉敏因为给刘去病寄膏药打电话给他,刘听出是她声音,泣不成声……


现在的闫玉敏,始终记得的还是刘去病的好。她说她怀孕后没衣服穿。刘去病便说,我有办法,给你搞一件。


礼拜天他们回家吃饭,刘去病便问他父亲讨风衣。说爸爸你原来一件风衣能不能送给我们?那风衣已经破了,父亲便送给他。回家后刘去病说我记得你有一条黑裤子你把它找出来。那条裤子料子是很好的,也破了。学校有缝纫组,他拿过来一加工,一件漂亮的衣服就出来了:黑领子和袖子,米色衣身。这衣服穿出来很受欢迎。同事还说,“借给我们做工作服吧”。


刘去病在闫玉敏的记忆中,差不多都是优点。她卧室里挂有一副刘去病的字。刘去病不但擅雕塑,国画和书法也都好,而且诗也写得好,艺术功底很全面,人也风趣幽默。虽然分开了,但闫玉敏永远爱着他。

8

弟弟闫玉琨小闫玉敏23岁。1955年出身。“文革”时父亲被勒令回河北冀县,母亲被赶回浙江绍兴,小弟便到合肥来跟着她生活,后来也跟着他学会雕塑。她后来做的很多大型雕塑,都是和弟弟合作完成的。


做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纪念碑时,弟弟买石头跑到四川,专门买黑色大理石。请北京雕塑工厂的石匠师傅打的。钱也不容易,要十万块钱。而且是在农村放大,这是很少有的。但当地老百姓很支持。农民愿意每人拿出一毛钱来支持这个雕塑。那是八十年代初,闫玉敏去了好几回体验生活。


因为做纪念碑要一笔大钱,便只能做水呢的。她在煤油灯下勾稿子,写文章。要老乡认可行否。人物形象都选当地的农民。弟弟刚好到央美进修过了,基本功很扎实。这件作品1984年完成,后被中国邮政1991年7月选为纪念邮票全国发行。


闫玉敏1959年毕业分配到合肥,先在省艺校当老师。艺校要成立雕塑班。有人说,别的省有,我们也要有。闫玉敏一个光杆司令既要当老师还要生炉子还要编教材。冬天泥巴要上冻,所以早上她起来还要生炉子。1960年代闫玉敏带学生做花鼓灯舞雕塑,作品做好了,但建筑却下马了,做好的作品便放在长江剧院。这是她来安徽后做的第一件作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赖少其看了后喜欢得很,他还从没见过雕塑作品。后来这件作品还被印成挂历。但“文革”中,赖少其被揪出来批斗,这两件雕塑也因之被打掉。遗憾的是,作品连照片都没留下。

给马鞍山市做李白像大约是1972、1973年的时候。马鞍山市原来的李白像,“文革”时被仍到长江里,后来就要重做。他们打报告问郭沫若。郭沫若说“要重新创作。要有时代历史价值。”上头便指定让闫玉敏来做。


刘开渠看了几个稿,说很好很好。闫玉敏颇有受宠若惊之感。沈从文是服饰顾问。当时沈从文每周上两次班。他提出李白的胡子要翘一些。“我说流氓嘛。没听他的。第二次他来了,自己上去改了。我又把他改回来。他很生气。自己又改掉了。‘我带你去看看,唐朝人的胡子是不是这样。’”刚好章怀太子墓葬出土文物壁画正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展出。于是沈从文亲自带着闫玉敏去看唐朝出土品陈列。进去看了后,确实是这样。唐代人的胡子都要翘一些的,和现在不一样。最后胡子问题就听从沈从文的话,没再动了。


女娲补天这个雕塑也有故事。八十年代初,艺校的庆校长问闫玉敏,敢不敢做裸体?闫玉敏说敢。那就做。但做出来后风气又变向了。艺校不敢放。庆校长打来电话说你把乳房裹起来。后来合肥市文化局领导过来看。他听说乳房不能暴露,便说,“我给你提个方法,你给她戴个胸罩不就行了吗?”笑话吧。


女娲是洪荒时期,哪有什么胸罩呢。庆胜校长为这事一直很生气,后来就去世了。那天我在闫玉敏工作室见到的“女祸补天”便是裸体的。


老太太什么都敢说,曝料很多很猛,我对雕塑的认识,始于和她的这几次访谈。



作者简介:

       马丽春,女,生活在安徽的浙江人,医学硕士出身,却从事文学和书画,新安晚报社高级编辑,安徽省作协会员。著有散文集《与欲望无关》、《白马集》(与台湾记者合作)、《画画这事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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