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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人生的曲折,不过源于一张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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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完合肥电视台《开学第一课》,已经是下午5点40,匆忙回到办公室拿了洗漱用品,立刻开车往芜湖赶,参加第二天上午安徽师范大学的新任硕士生指导教师培训。入住铁山宾馆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几个大学同学,现在已经是安师大的领导和专家,还在等着我一起吃饭,这让我颇有些汗颜和内疚。事实上,芜湖离合肥只有100多公里,但大家平日里各自忙碌,很少见面,即便去对方所在的城市出差,纠于公干,大都来去匆匆。好在,四年同窗,哪怕天各一方,友情依然地老天荒。

之前,传媒学院研究生点的点长朱晓凯教授通知会议时说,这次培训务必参加,凡不参加者,将被取消硕导资格。我知道,新上任的朱教授做事一向严谨,但结果可能不像他说的那么严重。即便如此,还是取消了第二天上午的会议,向晚赶到芜湖。毕竟,对于母校的指示,除了严格遵照,似乎别无选择。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先去师大边上的耿福兴吃了早饭,不消说,必须是上了《舌尖上的中国》的美食虾籽面。耿福兴是老字号,上大学时,每次从店门口走过,隔着玻璃看到其中优雅的食客和精致的早点,馋虫大动,但摸摸羞涩的口袋里薄薄的几张纸币,最终加快脚步逃离这个吊人胃口的是非之地。

离培训开始还有一段时间,足够我在校园里找回曾经的记忆。是在老校区,这才是我的师大。旧时的建筑大多没有变样,依旧草木葱茏,依旧时光幽静,虽是暑假,依旧有三三两两的学子在草坪边上晨读,无一例外,全是女生,背对着道路,坐在长椅上,她们面对的是绿意盈盈的风景,我面对的是她们青春的背影,不需要回头,你尽可以想象她们静心默读时的专注,想象她们微蹙的淡眉,清澈的眼睛,这是年轻才有的资本。20多年前,我也是这样一副模样,也是坐在这条长椅上晨读,也是这样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升起,也是这样把剪影留给偌大的校园……

想想,人生真是很奇妙的际遇。当年的一纸录取通知书,就把一个青年从一个地方召唤到了另一个地方,而随后的四年,把书读着,把青春存着,不知不觉地,生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连你自己都无法预料当你再走出这所大学的校门时,你将开始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一切都是新的,你能做的,就是像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落到哪里,就咬着牙把根扎在那里。

20多年前,我是怀揣着一份录取通知书走进安师大的校门,20多年后,我是带着一份会议通知重回我的师大。人的命运,不过是听凭一张纸的调遣,变来变去。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是暑假的一个雨天。镇上的邮递员打着伞把通知书送到我家,他说,知道是录取通知书,不敢耽误,下刀子也得送来。他还说,这是他送的第二份大学通知书,如此算来,我应该是街上第二个大学生。

但这样的消息丝毫没有给我带来激动。我把通知书拆开,看了一眼,交给一直盯着信封的父亲,“我想复读。”

父亲捧着通知书看得手指发抖,听了我的话,一下定住了:“为啥?毕业当老师不是很好吗?算国家干部,吃商品粮呐。”

我没有回答父亲的话,拎着荆条筐和镰刀,走出了家门。雨停了,我得去割草,家里几百只兔子还在等着我喂呢。

1987年的高考结束后,我是不自信的。那时,实行的是估分填志愿,根据我的估分,再结合上一年录取分数线,我估计自己只能在重点大学录取线上下徘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数学考砸了。其实也算不得考砸,高中三年,我的数学无论花多少精力,从来没有考好过。只能说,又是数学拖了我的后腿。该死的数学!

分数下来的时候,我们回到学校领分数条,填志愿。果然,满分120分的数学,我只考了83分,勉强及格,要知道,对于文科生来说,数学就是拉分的课目,和班上总分第一名的同学比起来,我整整少了30分,全部栽在该死的数学上。假如我的数学能和他一样……

这样一来,如何填志愿就成了非常棘手的问题。那时,不像现在的考生是知分填志愿,而且可以填很多平行志愿,每个考生手上还有一本报考指南,明确地告诉你你分数的排名,只要找到你想报考的大学上一年在安徽录取的分数,基本没有大的问题。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高考前,我是对报考上海一所知名大学新闻系充满雄心壮志的。但是,这样的分数,显然不敢再抱有幻想,因为上一年该校在安徽招生的分数比我高出10多分。

带着沮丧,听从了老师的指点,重点大学一栏,第一志愿填报了上一年录取线比较低的武汉钢铁学院(现在的武汉科技大学)新闻系,第二志愿填报了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老师说,既然我的分数超过重点大学录取线13分,当然要上重点大学,安师大可以保底。

填好志愿,就开始了焦灼的等待。期间,通过一个同学的父亲,一所大学的老师,得知我的档案已经被安师大提走。我所报的武汉钢铁学院新闻系,1987年的录取分数比上一年高出15分,我没达线;而我心仪的上海那所高校,由于上一年的录取线太吓人,所以当年填报的人不多,如果我填报,正好可以录取!

我请同学的父亲能否帮忙追回档案,重新改填志愿,答复是:没有可能。

这就意味着,在录取通知书送来之前,我已经知道自己的归宿,在我看来,无异于一场灰色的冰雨,落下来是失望,淋在身上是冰冷。

父亲断然拒绝了我再复读的念头。也是,如果我再复读一年,家里还要承担一笔不大不小的费用,第二年能考什么样,还难说。尤其关键的是,那时,我的家庭已经拿不出让我读书的费用,而随着通知书寄来的报道须知上明确写着,上安徽师范大学不需要任何学费,而且每个月学校还有一定的生活补助。这对我的家庭,对我父母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福音。这样的好事,上哪找去?

令我和家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张令我感到沮丧的录取通知书,让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令人猝不及防的变化。我父亲以为,我从大学毕业后,就可以回到镇上的中学当老师,“镇上的中学老师,怪风光的,都能和镇长、派出所长一起喝酒。你好好干,说不定能当校长呢。”

如同一张船票,我踏上了向南的旅途。四年后,又是一纸分配函和一张毕业证书,把我扔到了合肥。

就是这一张纸,从此割断了我与故乡的脐带,回乡的路还在,而且越来越宽越来越快捷,但是,任何一次回乡,都打上了鲜明的“探视”烙印,而不再是本来意义的“回家”。每一次回到老家,父母看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出门溜达一会,回来时父母熟视无睹。现在,父母的眼神里是激动,口气里却是小心翼翼的客气,俨然,我已经是这个家里的客人。本想多住两天,父母一个劲地说,你该回去了,别耽误工作……

显然,年迈的父母已经适应了把自己的儿子丢在外面的生活,就像把一棵树丢在空旷的田野里。他们知道,只要不遭受刀斧的砍伐,树自然会一天天长大。

父母的田野里,有很多树。

去年,和我们敬重的大学辅导员吃饭,老师很骄傲地说:“那年招生,是我去的,你们几个都高出重点线很多,我当然不会放过,提了你们几个的档案就走。”

那晚的酒,我们几个类似经历的同学,喝得悲欣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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