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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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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师范大学2017级新生开学典礼上,陈文忠教授作为教师代表的发言,刷爆了朋友圈。陈老师在发言中把“师大精神”概括为:“一堵围墙,一种氛围,一部经典,一片宁静”。一堵围墙,是精神的围墙,隔离尘世的喧嚣,筑起精神的家园;一种氛围,是文化的氛围,洋溢青春的朝气,充满求知的渴望;一部经典,是人类的智慧,求索科学的知识,形成文化的人格;一片宁静,是心灵的宁静,潜入学问的海洋,实现人生的理想。

陈文忠老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

陈老师还说,“在安徽,凡有学校处,皆有师大人。”这一点,当不为虚,因为安徽师范大学一个主要的职责就是为全省各类学校培养老师,每年毕业节,学子们像蒲公英的种子散落于全省各地,把新的知识、教育理念和方法播撒于江淮大地。


大学时候,陈文忠老师带我们的《文学概论》课,那时,他还是从复旦大学进修回来不久的年轻老师,30出头的年龄,上课底气十足,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略显枯燥的文学概论,被他讲得诙谐生动,尤其是一手娟秀的板书,赏心悦目,抄下来,就是一本好书。我至今还记得他曾告诫我们的一句话,“读一个作家的作品应读全集”,这对我的影响就是,一旦买了某个作家的一本书,总要想法设法把他的所有作品买齐,否则,断不敢对这个作家说三道四。后来,与学弟学妹们聊天,才知道,不仅是我们那一届喜欢听他的课,如果让学生评选,几乎每一届学生都会把他评为最受欢迎的教师。


记得陈文忠老师上课的时候,常有其他班级甚至其他专业的学生站在走廊上听,陈老师发现了,如果班级里还有空位子,他一定会走过去,微笑着对那些学生说,“进来,坐着听。”


现在想来,能够“偷听”某个老师的课,真的是一种享受,因为,既然“偷听”,一定是被这个老师的课所吸引。而且,很多时候,教室是不固定的,如果你愿意,可以随意走进任何一个教室,在后排坐下来听课。之所以不进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老师讲课时,教室已经人满为患。

余恕诚先生上课时的风采

大一时,就听说著名教授、唐诗研究专家余恕诚老师没有给我们排课,还有同样著名的祖保泉老先生因为年事已高早就不给本科生上课了,只给研究生上课。这该是多大的遗憾。对于一个安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如果没有听过这两位先生的课,哪敢自称是中文系毕业的呢。所以,我们遍访学兄,掌握了余先生上课的时间,然后组团去窗外偷听。先生讲课,和风细雨,旁征博引,条分理析,让我们站在走廊上,有一种被融化了的感觉。


毕竟,“偷听”余先生的课,会耽误自己正在上的课,只能抽时间时断时续地听,实在不过瘾,就找学兄们借来笔记,全文照抄,也算沾了先生教诲的雨露。好在,和余先生齐名的刘学锴先生在大三时给我们上《唐诗风貌》,刘先生是研究李商隐的专家,我们时常在一些只能仰视的学术杂志上见到余先生和刘先生联合署名的论文,也算弥补了这个不小的遗憾。

刘学锴老师

至于祖保泉先生,给研究生上课的时间就更难掌握,只能有事没事常去中文系办公的红楼去碰运气。祖先生还保持着在办公室给研究生上课的习惯,可惜我只遇到过一次。祖先生面目清矍,上课慢声细语,方言略重。我们从门缝看到,祖先生坐在藤椅上,聊天一样漫谈着,三个研究生对面坐在木椅上,握笔聆听,时时做着笔记。实话说,偷听祖先生给研究生的聊天,没头没脑,我们是不怎么听懂的,但是,我们要的就是那样一种感觉,或者,为自己积累一点以后可以吹嘘的资本。


后来,看到陈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学给研究生上课的照片,也是这样的场景,陈先生坐在藤椅上,扶着拐杖,几个学生围在先生周围,一派温暖祥和,我总是不由自主想起祖先生给自己的研究生上课的场景。

祖保泉先生

我后来没有考研究生,再也没有机会听这样的“小课”,这种遗憾,此生是无法弥补了。不是先生不在了,而是现在扩招后,一个教授带的研究生多达几十个,快赶上了我们那时本科班的人数了,耳提面命的场面,已经少之又少。


我印象当中,蒋立甫教授当年只带三个研究生,有时候,蒋先生就让他的研究生给我们上课,讲先秦文学,讲《诗经》,先生戴着鸭舌帽,穿着黑色呢子长大衣,坐在第一排,极其认真地听他的学生上课,不时做着记录。后来,他的研究生中有一个休学了,还有一个好像是生病请假,唯一的那个学生,让我们羡慕得眼红——等于是蒋先生一对一辅导他呀。要知道,蒋先生讲课的知识点就像密集的雨丝,让你不敢有丝毫的分神,生怕漏掉一句。先生讲到高兴处,站在讲台上,侧面对着我们,眼睛透过窗子瞅着外面的天空,给我们吟咏《离骚》,似唱似吟,声调幽远舒缓,如林中鸟鸣,如溪水潺潺。


我们如醉如痴。

蒋立甫先生的著作

那是迄今为止,我唯一听到的对古诗词的吟咏。据说,蒋先生之后,几乎没有哪个老师还能吟咏。只是听说,不知是否确切,但我隐约觉得,安师大那样卧虎藏龙、底蕴深厚的母校,应该还有,不会是绝唱。


毕业后当过几年老师,偶尔也有学生站在走廊外驻足听讲,我也想像几位先生那样,走过去请他们进来听。可是,我所在的是一所中专学校,座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剩余,只能在心里对那些站在窗外的学生在心里抱歉。


但我知道,他们之所以“偷听”我的课,不是因为我的课讲得如何,而是我的嗓门大。论学识,怎敢和先生们相比,我充其量只学到了形似,神似,究我一生,也难达到万分之一。

回想起来,先生们给我们的,不仅是浩瀚的知识,更是立身做人师范的风范,包括“偷听”的经历,已经成为一生中宝贵的经历和财富。


我在转陈文忠老师发言的帖子时,如今在江门五邑大学,曾经在大学时给予我创作上辅导的凤群老师回帖说:“在广东,凡有大学,必有安师大人。”骄傲之余,想问凤群老师,“那里的师大人,是否也曾有过在安师大‘偷听’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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