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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狂人遇到另一个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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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眼中 ,包括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都普遍认为,某一个时代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最好再出一个铁腕“明君”,文化才能随之达到鼎盛状态。然而令人沮丧的真相是,军强、国壮未必意味着民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那是没有经历过盛唐时代的杜甫一厢情愿的想象,就像鲁迅说的,酷暑下田里耕作的农妇,叹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过来的时候,就叫道:太监,拿个柿饼来!”


真正的文化鼎盛,从来不是出现在所谓的盛世,恰恰相反,往往是在政局动荡、军阀割据之时,有野心的政客们无暇它顾,或者鞭长莫及,才能给文化的茁壮成长提供难得的缝隙。一旦山河统一,执政者收兵铸鼎,便有大把的好时光和好心情对文化进行钳制,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乱,其实是表象,深层次是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滋生——有了这两者,文化可不就压不住了吗?


审视中国的历史,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北洋时代,无论是哲学,文学,还是艺术,都是在“乱世里开出的花朵”,因此被称作文化的黄金时代,而历史上那些狷狂之士,也大抵都于此时迅速萌芽,长成中国文化中的“奇葩”。

庄子如此,嵇康如此,刘文典也是如此。


如果说庄子的狂表现在逍遥率性,嵇康的狂是消极避世,刘文典的狂则是对政治和文化毫无顾忌介入和指摘,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样是处在时代变革的漩涡,刘文典的入世情怀更浓,因此眼界胸怀更胜一筹,何况,他的性格连接嵇康,思想却直追庄子,否则,他不会在校勘《庄子补正》后扬言“全世界真正懂《庄子》的人,总共有两个半,一个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或许可以算半个。”按照学者章玉政提供的材料,刘文典说的那一个,肯定是他自己了。


章玉政在他的《刘文典:狂士本色》中当然不会直截了当地下这样的结论,这是他长期从事新闻养成的风格,也是他作为学者严谨的体现。

从《狂人刘文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到《刘文典笔下的日本》(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刘文典年谱》(安徽大学出版社),再到《刘文典:狂士本色》(辽宁人民出版社),章玉政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多方搜集整理资料,孜孜以求,十年磨一剑,用自己的成果奠定了他在民国史研究领域的地位,并被称为“刘文典研究第一人。”


2005年3月,还是《新安晚报》时政记者的章玉政赴京报道全国“两会”,那是他第一次到北京采访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奔波之余,他抽空去北京大学南门的“风入松书店”淘书,一本署名刘平章的书《刘文典传闻轶事》吸引了他的注意——作为安徽大学的毕业生,他早就对这个校史上逸闻繁多的著名校长倍加留意。

2008年,“国内第一本刘文典传记”《狂人刘文典》甫一出版,立刻引起极大的关注,并兴起一股刘文典热。百度百科如此介绍说,“本书作者历经三年多时间,搜集大量一手资料,为读者展现一个个看似平淡的历史片段,实则寄寓对当今知识分子命运的观照与叩问。”


客观地说,作为先后执教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参与筹备并代理过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是众多被历史忽视的国学大师中的一位,他师承刘师培、章太炎,结交胡适、陈寅恪、吴宓,追随过孙中山(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时,刘文典任党部秘书处的秘书),营救过陈独秀,驱赶过章士钊,痛斥过蒋介石。仅仅这一长串名字,足以显示他在晚清至新中国这段动荡不已历史中,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尤其是他在长安徽大学期间,与蒋介石的面折庭争,更是被演绎出多个版本。近年来,随着西南联合大学研究者的挖掘,他“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的事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刘文典不惧强权、不媚流俗、不入寻常,甚至不谙世事的“狷狂”吸引了公众的兴趣,不如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那个特殊年代的空气和流风的产生了浓烈的追忆和向往。


《狂人刘文典》是一本中规中矩的人物传记,第一次让刘文典立体鲜活地从历史中打捞出来呈现在今人面前,而《刘文典:狂士本色》更像前者的浓缩版加修订版。比较起来,《刘文典:狂士本色》更注重传主一生的事迹和学术成果,《狂人刘文典》则偏重于史料的考证,两本书互相比照着读,才能发现作者的一番苦心。


比如关于安徽大学校长任上的刘文典和蒋介石的冲突,网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在安徽大学校长的任上,为学生运动的事,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敢当面叫他“新军阀”。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了粗,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刘文典不甘示弱,也动粗还之,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汗。蒋介石并未让左右把国宝五花大绑拿下,以刺杀领袖未遂定罪,只下令关押了七天,好像是以“治安条例”殴斗处理的民事案。”


稍微具备一点常识,都会怀疑这种描述的真实性:一个元首发火训斥是有可能的,但扇一个堂堂大学校长的耳光,可能性不大,似乎也不符合蒋介石的性格和为人处世的方式;而刘文典狂则狂也,但他狂的是学识,是个性,绝不会是李逵那样的粗野,“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这种完全与大学校长身份无缘的粗鲁行为,刘文典应该是干不出来的。


所以,章玉政无数次对网络上流传的这种以讹传讹说法痛心疾首。但他在写刘文典时,没有去做任何的反驳,也没有做作出定论,而是用史料进行梳理,把结论留给读者。


他用的是西南大学学生刘兆吉《刘文典先生逸闻轶事数则》里描绘两人初见时的情形“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一拍桌子,并怒吼:“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


毕竟,这是学生对老师的回忆,其中是否有着夸大或扭曲的成分,不得而知。


所以,章玉政又特意引述了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指导委员会秘书石慧庐的回忆,“蒋斥刘:‘’看你这样,简直是土豪劣绅!”刘回应道:“看你这样,简直是新军阀!’”


这两则回忆基本能够还原当时两人冲突的情形,至于细节这不是章玉政要在人物传记了要做的事。果然,他后来在《刘文典年谱》里才放开手脚对此事进行了严密的考证。

鲁迅曾在《十字街头》中曾说:刘文典校长,因为没有称蒋介石为“主席”,而被关了好多天。包括何兆武、冯友兰、胡适都曾在书信或者文章中涉及此事,但似乎并没有一个人有刘蒋动粗的记载。


实在不知道怎么整出来的俩人掐架动武的桥段。


史料互证,才能让大体真相付出水面。传记的写作,不外乎叙、证、论。在我看来,章玉政对刘文典其人其事的考证严谨,互证公允,如前文所说刘文典与蒋介石发生冲突公案、营救陈独秀和后来两人的分道扬镳、拒绝南下劝说陈寅恪,都是蜻蜓点水一样的评论,却点点都在穴道,不把话说满,留下更多的判断和思考空间给读者,这两点足以显示作为学者的章玉政对做学问的谙熟和工地扎实。在叙的方面,由于作者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资料的合理运用上,则不自觉地疏于运墨,以至于在必要环节的介绍上,一笔带过,或者干脆跳开,这对于做学问者当然不是问题,但对于普通读者,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阅读障碍。比如,刘文典为何要校勘《淮南子》,也许,他将为刘文典与《淮南子》单独写一本书?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相遇,竟然能碰撞出如此持久而绚烂的火花,也属难得。

章玉政曾说过自己的一则“狂”事。上大学的时候,年少轻狂,也曾经说过“谁能教我”之类的大话,现在回忆起来,章玉政则流露出“燕小六”一样憨厚的笑容,他说:现在,断不敢说这样的狂言。


人就是这样,年少时指点江山,粪土王侯,随着年龄的增加、阅历的积累、学识的积淀,越发会变得谦卑起来,温和起来,只是,那一份年少时养成的“狂”,还在骨子里,藏在剑鞘里,但已经不会轻易拔剑。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那是另一种名士的狂。


我知道,章玉政40万字的《刘文典传》即将出版面世,我还知道,依然是围绕着刘文典,他心里罗列了大量的想法,用朋友的话说就是 “要把刘文典吃干榨尽”,这当然是个褒义词,实则意味着随着他的研究和写作,随着他多角度的审视,一个越来越丰富越饱满的刘文典形象更加清晰起来。


所以,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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